第四章 名人来信（3）

    臧老也笑了，不过他没有在意夫人的意见，也不反驳，仍是“吹”：“有人说，文章还是短些好。我不这么认为，说到底，要看文章有没有内容，我就觉得我这篇文章不空，挺有内容的。”

    这样的话，在凡人说来，真的有点吹牛，但从臧老嘴里说出来，我倒没觉得他吹牛，而是真切感受到一位老人的自足和得意。这样，他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名人高度，降为一个平和老人的位置，让我更觉亲近。

    环视屋内，墙上挂着几幅名人字画，题的多是“克家先生补壁”之类的谦词，因为距离远，看不清楚都是谁的书画。靠墙角处，赫然摆放着一尊臧老的头像！我当时就想，虽然头像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但整天面对自己的头像，不害怕吗？近前看，是著名雕塑家张德蒂的作品。大手笔雕塑大人物，不同凡响。

    在知道我也写诗之后，臧老在我的题词本上，写下“生活，诗的土壤”相赠。我当时背着照相机，却没有想到要给他照张照片，更忘记了请他夫人为我们合张影，所以如果说到遗憾，这是一件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了。因为如今臧老已成古人，所以在他家的这一个小时，就成了我一生的回忆了。

    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书缘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某日有雪，想约人喝酒，却找不到要找的人，于是冒雪出门，到书店逛。购得一捆书回来。到家后，把书上的雪掸掉，依老习惯，拈笔，在每本书的扉页注明“某某日购于某某书店”。其中有一本，是冯亦代的《龙套集》，我信笔在扉页写上“1991年12月26日大雪纷飞中购于芳草地书店”。这本书的封面很有特点，是冯亦代的漫画像，侧面，嘴里衔着烟斗，烟斗又不是一般的烟斗。其柄，是一支钢笔；正在冒烟的烟斗，是一个头像，我推想正是冯先生本人！

    晚上在灯下翻书，就读这本《龙套集》。书中记人记事，对我多有触动，一时手痒，在书的边角涂涂抹抹，写几句议论。在《戴望舒在香港》一文中看到冯先生说很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即使老了，当雨水落在伞上时，我还会蓦地想起自己的‘少年游’，而心里涌起了对逝去的青春的无可奈何的思念。”我不自量力地插嘴，在旁边注曰：“据说戴本人对《雨巷》并不十分偏爱。可见作品问世后，最主要的评论还是来自读者。”关于冯先生为何偏爱《雨巷》，或者说偏爱听雨敲伞顶的情调，这典故在后面还要交代。我当时读这本书，类似这种贻人笑柄的眉批还有不少。因为只是想到这是自己的存书，也算是私有财产吧，在上面涂抹两句也无妨。

    随后不很久，我又接连读到冯亦代的《听风楼书话》、《书人书事》两本书。冯先生是搞外国文学翻译的，他的文笔有个最大的特点，朴素。这很合我意，读他的文章，犹如听一位饱经沧桑、态度和蔼的老人在谈话，虽然声调平缓，但却内涵深厚。于是我有了想拜见他的愿望。很巧，北京有位青年翻译家毕君，和冯先生有来往，我在向毕君约稿时，顺便抄下冯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原想在北京直接找上门，不想公务繁多，匆匆忙忙，临到回程，也没有机会去冯先生的“听风楼”。回到郑州，我索性把这本《龙套集》装进大信封，邮给了冯先生，附上信说想请他在书上签个名。这种做法，颇有“追星族”的味道。

    书邮走多日，却没有消息，月余，我干脆追星到底，把电话打到冯先生家。接电话的正是听风楼主人，冯先生听我报了家门，立刻道：“书收到了，我一直等雪呀！北京这几天老不下雪，看看阴天，心想明天该下雪了吧，可没下。我一直在等雪。”这时候已经是初春，下雪的机会很小了。我在等，他也在等。

    雪终于没有下，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初春时日，我与同事马君进京组稿，在招待所，我建议说明天去看看冯先生吧，马君表示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俩提了一瓶“杜康”酒，揿响了“听风楼”的门铃。

    “听风楼”实际是二层楼上的一个居室，“听风”缘于“文革”中打砸抢，把玻璃打烂，报纸挡不住寒风，只好听任狂风肆虐，再一个寓意是不愿参与帮派之争，躲进小楼自在逍遥。开门的正是冯先生，满脸的白泡沫，原来他正在刮胡子。把我们让到座位上，他解释说：“刚才接到你们的电话，我想满脸胡碴待客总不好，还没刮净你们就来了。”桌上显眼地放着一本书，正是《龙套集》，冯先生递还给我，说：“终于没有下雪，这也是个遗憾。”我接过，扉页题有一句：“谢谢你的青睐。冯亦代1992年春日日盼雪之中。”

    冯先生步履缓慢，身体像是不大方便，另一间屋里电话铃响了很久，他才慢慢走过去接电话。他生于1913年，屈指算来也80岁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想，冯先生老伴安娜去世后，谁来照顾老人呢？他接完电话回来，和我们聊天，我和马君分别与他合影，然后我把他拉在书桌边坐下，背景是书架，我说：“这张照片的题目是冯亦代先生坐拥书城。”

    随后我拿出“题签簿”，请他写句话，他翻翻本子，说：“我也有一本，是第一次文代会上发的纪念册，我请周总理签的名，周总理劝我把名字改成‘一代’，做个开创一代的人，我不敢改。”他在我本上的题字是：“诗的梦，应是人的梦。冯亦代涂于听风楼。”

    听风楼不久就成故迹了。冯先生乔迁新居，与黄宗英女士结为连理。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林斤澜先生家，林先生告诉我：“冯先生给你们刊物写的文章叫《女难》是吗，他没给你讲过为什么叫‘女难’？他年轻时候也有过浪漫，爱上一个女孩子，家里不同意。他现在还喜欢《雨巷》那首诗。还好，现在有黄宗英作伴，梦幻不再是虚的了。”冯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题目叫《辞听风楼》，他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一旦作别，心里难免栖惶，所以文章充满深情。我把这篇文章剪下来，放在《龙套集》里。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从没有忘记给冯先生寄杂志，但是再没有给他去信去电话，他很忙，有很多东西要翻译，我不愿过多地打扰他。不过后来事情有了进展，是冯先生有一次应邀，来郑州的越秀酒家讲座，主办方宴请他时，他提出：“能不能联系到段海峰？我想见见他。”于是主办者给我联系，可惜，没有联系上。这是事后，相关人士告诉我的。要说遗憾，这又算我的一件憾事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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