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口贩子章晗

    我认识章晗是在2002年，那时候我对大学生活的新鲜感已经过去，整天耷拉着脑袋无所事事。系里的文科生们成天在被窝里夹着枕头闹革命，摆出一副“你们都在泥汤里，但我仍然在仰望星空”的架势；而女生则全部待在自习室，仿佛老树盘根，啃着面包背管理学原理，此情此景，看得我脊背发凉。校园环境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后来没事我就喜欢到北航西门一片溜达，虽然那里又脏又乱，但是起码看上去有点鲜活的氛围。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章晗。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当时的五道口综合市场一楼，他戴着elvis?costello一样的黑框眼镜，正在费劲地给一个矮胖的女生找小甜甜的唱片那情景就像是罗永浩正在给孔庆东找《伟大领袖金日成传》一样令人诧异。但是也让我相当感动，因为不是每个卖打口的都有耐心为顾客寻找这种垃圾。以我对打口贩子的了解，如果你跟他们的口味相差太远，基本上他们根本就懒得搭理你。而章晗并没有如此，他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始终没找到，最后他不无歉意地向那个女生摇摇头。矮胖的学生妹露出不齿的冷笑，扭腰甩臀，飘然而去。

    那一次我在他那儿找到了一张寻觅很久的john?cale的唱片，感觉这里货源充足，心想以后就不必老跑新街口或者和平街了。后来我每个礼拜都要来他这里几次，一待就是一下午，埋着头在成堆的箱子里寻找自己喜欢的音乐。我本内向，而章晗也腼腆，通常也不说什么话，进去冲他点点头就坐在那里挑，挑完了就付钱走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轻松简单的人际关系。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后来有一天他的女朋友过来了，一询问居然是老乡，这下我们之间似乎建立了某种联系，慢慢就熟络了起来。经常挑完盘也不急着走，就坐在那里跟他聊天，他跟我讲打口圈子的复杂，我跟他说大学生活得无聊，两个人就这样聊着，然后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陷入沉默。后来他从一楼搬到了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我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有时候也替他看店，放上一张我喜欢的唱片，找本书窝在角落里，有人来买盘就去吆喝一下。那是我大学时代为数不多的一段快乐时光。而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新到一批货，准备开箱的那一刻，心情激动得就像即将揭开新娘的盖头一样。而打开之后，我们便二话不说，极为熟练地在里面翻找，找出自己喜欢的厂牌和乐队，检验这箱货的整体质量。

    我去过一次他在北京郊区的家，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电脑，别的地方乱糟糟地堆满了唱片，记得邱大立说那就是他认为最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很羡慕章晗，可以住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那天我们坐着闲聊，他放了一张gravy?train，我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我对自己说，这才是真正我想听的东西。我由衷地感谢章晗向我推荐了这么好的摇滚乐，他改变了我的音乐趣味，让我形成了独立的判断和鉴赏力。那时候的章晗，在我心中，比任何一个乐评人都牛十倍。

    两年后，我毕业了，去了内蒙古，一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忙着工作，很少再去章晗那里了。偶尔过去，也是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抽根烟互相说说最近的情况。五道口综合市场改成了顺新百货服装城，而它的对面不远处，就是曾经的开心乐园。城铁轰隆隆地在旁边飞驰而过，一如soul?asylum乐队的那首《runa?else?matter》熟悉的前奏的时候，我差点就哭了。

    forever?trusting??else?matters

    ……

    章晗跟我谈起早期卖过打口而后来成为乐评人的王小峰、邱大立这些人的时候，依然充满崇敬的神情。而我一直想对他说，如果真有所谓的摇滚亚文化以及脱离体制生活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最终是在用文字宣扬和鼓吹，而你，我的朋友，是在diy，是在始终如一地追求，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他们才应该向你表达敬意。

    章晗已经快30岁了，卖了近十年的打口盘。他从前一贫如洗，现在依然一贫如洗。很多从事打口行业的人，因为懂得规则，拥有人脉，都成功地跨入了主流，不再是打口贩子了，而成了傅老板、叶老板、江老板。而我，过上了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也似乎从来不用为钱发愁。那些当初从打口那里汲取了精神养分的人，如今也成了资深乐评人、文艺青年、媒体人士、摇滚中介……每个人都貌似混得不错，只有他，依然是个打口贩子，需要提心吊胆地躲过片警的扫查，需要面对电驴、网络电台和盗版的冲击，需要面对一个没有户口只有暂住证的外地人的尴尬。

    记得邱大立曾经以秋种秧的署名写过一篇《昨夜舒曼在臭水沟岸边做掩护》，回忆了他的一个卖过打口的朋友，在结尾他写道：“但愿，他能用打口打开另一片天空。”最后，我把这句话也送给我的朋友章晗，希望他能够借助打口，拥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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