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尘烟下的罗斯文化(1)

    民族意识、怀古倾向

    鞑靼蒙古的征发日耳曼—瑞典的不断侵犯，对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些艺术门类，如建症贵金属首饰加工、图书制作、工艺品生产，以及编年史的编撰工作，因异族奴役和侵略而遭到破坏，出现停顿倒退时，罗斯的文学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发展。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文学兴起，使异族对罗斯的征发奴役、侵略，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罗斯文学的主要内容。

    民间广泛流行的壮士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关于伊里亚·穆罗美茨的壮士歌中，主人公伊里亚机智勇敢地拯救了基辅，使之免遭蒙古侵略者的蹂躏。在一些民歌中，揭露了蒙古征服者的残暴。歌中愤怒地唱道，蒙古侵略者向罗斯人征税时十分凶残，“谁若没有钱，就要他的子女；谁若没有子女，就要他的妻子；谁若连妻子也没有，就要他的脑袋”。

    反映蒙古征服以及北方日耳曼骑士团和瑞典侵略的记事体裁文学作如《卡尔卡战役记》、《梁赞崩溃记》、《拔都入侵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等。1274年开始担任弗拉基米尔主教的谢拉皮昂·弗拉基米尔到所写的《箴言》中沉痛地描述了蒙古对罗斯的征服：“我们父兄的鲜血像水一样流淌，我们的王公和将军丧失了勇气和顽强，……我们许多兄弟被俘虏，我们的村庄遭破坏，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劳动果实被敌人夺，……我们的土地被敌人占领”，他强烈地表达了罗斯摆脱外族统治得解放的愿望。不少作品认为，罗斯之所以有这场灾难，乃是上帝派来的人对罗斯进行了惩罚，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是罗斯的王公们长期闹内讧的结果。

    在文学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如勇士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危卫自己的家园，英勇杀敌，令敌人敬畏，以至他为国捐躯后，拔都亲自下令将其遗体交给罗斯人。麦尔库里·斯摩棱斯基是一位勇敢的斯摩棱斯克少年。当鞑靼蒙古侵略者逼近斯摩棱斯克时，他视死如归，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危难之际挽救了斯摩棱斯克。

    1380年9月，罗斯人在库里科沃旷野会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感情。这一切在文学作品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进一步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顿河血战记》、《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王公的生与死》、《顿河彼岸》，稍晚还有直接描写库里科沃会战的叙事体小说《马麦血战的传说》。作品中的罗斯勇士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对他们的崇拜和歌颂，加强了罗斯人最终战胜蒙古征服者的信心。

    反映罗斯人与日耳曼、瑞典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作品主要有《多夫蒙特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等。前者描写了普斯科夫王公多夫蒙特带领人民，勇敢抗击日耳曼骑士团的事迹。在后一部着作中，则以十分崇敬的心情介绍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特别是1240年在涅瓦河畔战胜瑞典人的英雄事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击退侵略者，因而成为众所景仰的英雄，为人民所歌颂。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既有宝贵的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对于促进罗斯人的政治联合，促使民族的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的逐渐形成，起了猾的作用。

    除了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外，罗斯的文学还较广泛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罗斯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阶级关系。在《正直的标准》、《伊兹马拉格达》等文集中，都较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如何像强盗一般地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以及农民因封建压迫不断加重，生活状况日趋恶化的情况。

    传记文学不再仅仅是描写圣者的行为，而开始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注重揭示精神的美。15世纪出现的《彼得·穆罗姆斯基和菲英罗西娅·穆罗姆斯卡娅纪事》描写的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穆罗姆王公彼得爱上了普通农村姑娘菲芙罗西娅，不顾领主们的反对娶她为妻，后来又为她放弃了王公之位。彼得和菲芙罗西娅的爱是如此真挚，即便是死亡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们死后本来分开安葬的遗体竟然出现在同一具棺木里。在赞颂王公与村姑之间坚贞爱情的同时，作品表达了超越当时社会观念的思想：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受传统阶层道德的约束，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是古罗斯文学中最富有诗意、最动人心弦的作品之一。

    蒙古入侵后，除了诺夫哥罗德没有直接受其奴役，使它的编年史继续编纂外，罗斯其他地区的编年史工作，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停顿，从13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恢复，并在14世纪时逐渐繁荣起来。11世纪以来罗斯编年史中的优秀传统，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工作，始于14世纪初。这项工作是在教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在14世纪末取得了重要的成绩。1409年，总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寨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这部卷浩繁的编年史在《往事纪年》的基础上，继续收录了诺夫哥罗德、梁赞、特维尔等地区的编年史料。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内容上，它都可称为是全罗斯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史料基本保持原样，没有进行加工篡改。如其中包括诺夫哥罗德对特维尔的攻击，莫斯科公国对诺夫哥罗德的指责等等。莫斯科公国为了加强联合罗斯各地区的政治需要，1418年由福季总主教在莫斯科主持编纂了一部新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对基普里安的编年史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如删掉了罗斯各地区之间相互攻击的内容，缓和了莫斯科公国同其他地区的矛盾，明显地表现出了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联合的倾向。

    在编年史的编撰中，反映出实行全罗斯的政治联合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所争论的问题不是联合不联合，而是究竟怎样实现这种联合。特维尔为了同莫斯科公国对抗，于1455年编一部编年史。这部编年史首先叙述了13世纪以前的世界史、罗斯史，然后紧接着叙述13世纪以来的特维尔的历史，极力强调特维尔公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史和真正的罗斯史的继续，特维尔大公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东正教真正的首领。只有他才有资格带上皇冠。显然，这部编年史认为应该以特维尔为中心、而不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的联合。

    16世纪70年代，12册巨著《插图编年史》完成。这是一部根据沙皇旨意编撰的王室著作，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了国内优秀文书和画家来完成文字写作和插图绘制工作。它叙述了从“创世”以来到16世纪中叶为止的世界史以及罗斯建国以来至16世纪50年代末的俄国史，并附有多达1.6万余幅的小型插图。

    其他的史学作品还有记述伊凡四世统治初年历史的《沙皇和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治国初期的编年史》，叙述喀山汗国历史及其归并于莫斯科的过程的《喀山史》等。

    15世纪时，罗斯人同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明显地扩大了。现实生活需要对罗斯以外地区的国家、民族历史的了解。因此在罗斯这时也出现了有关世界史的编年史，如《希腊和罗马编年史》，15世纪中叶问世的《罗斯年鉴》，是一部包括罗斯历史在内的小型世界编年史。

    随着罗斯与外界交流的增加，游记文学鼎盛起来。游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14世纪也有突出的表现。接受基督教以来，罗斯人本有去帝都(君士坦丁堡)和近东各处圣地朝圣旅行的传统，但在13世纪因蒙古的征服而中断了，到14世纪上半期才逐渐恢复。14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人斯特凡留下了他对君士坦丁堡之旅的生动记载。他的《旅行记》反映了当时诺夫哥罗德人对艺术的兴趣和修养。斯特凡和“其他人”于1348—1349年去君士坦丁堡游历，那时的君士坦丁堡可以说是一座艺术之都，城中遍布壮丽的教堂、宏伟的公共建症巨大的宫殿和无数从各地运来的艺术品。斯特凡对于帝都的重要建症文化遗迹和艺术名胜的观察十分细致，描述也极为周到，君士坦丁堡大部分著名的艺术遗迹和作品都被纳入其中。像诺夫哥罗德的许多文学作品一样，斯特凡的《旅行记》简洁而又朴素，文学思维明白清晰，写法凝练务实。他特别关注的是他自己的祖国没有的东西和令他觉得最不平常的东西：从海上远远便能看见的尤士丁尼皇帝的巨大雕像，索菲亚教堂的立柱，柱廊式大厅里的基督雕像、康士坦丁大帝立柱以及华贵精美的大理石建筑构件和装饰。斯特凡对大理石这种罗斯及诺夫哥罗德还没有用过的材料作了细致的描述，说这是色彩丰富的、带有纹理的、非常光滑的、惊人美丽的石头，“从它们上面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孔，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它们从伟大的罗马运来”。除了斯特凡的《旅行记》外，诺夫哥罗德还有两部14世纪的描写君士坦丁堡的作品，即《关于帝都的传说》和《关于帝都圣地的谈话》。这两部作品也像斯特凡的《旅行记》一样，对君士坦丁堡的艺术遗迹充满敬仰、激动和惋惜之情。

    1438年，罗斯使团出席佛罗伦萨宗教会议，这是罗斯人首次进入意大利。他们在往返途中经过了利沃尼亚、德国、匈牙利和波兰，在一些使团成员的旅行郧中，有很多关于这些欧洲城市的建症街景、工厂、医院、交通等各个方面情况的详细记载。1469年，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金去阿塞拜疆经商，因故辗转到了印度并在那里居留三年。他在《三海游记》一书中对印度的自然景色、人文遗迹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作了详细的描写。这类游记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方面，也在于它们把罗斯人的视野拓展到了外国的地理、人文和社会，传播了新的知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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