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母亲痛心的是其中竟还有多年的熟朋友，利用她的宽厚和商业上的缺少经验，从中渔利。这位先生已经作古，我本不该指揭故人，但我又不能不尊重历史。当然我也不会忘记这位先生曾经为我父母做过的事。

    １９２７年，母亲随父亲来到上海。不久父亲与内山完造先生相识。相互熟悉后，有一回内山先生向父亲讲起，他手下有两个信赖的人，一个是日本店员长谷川，另一个中国店员就是这位先生。说他年轻，日语学得快，人也老实，店里新添人员大多由他介绍来的。店里凡有纠纷或人事问题，都靠他们两人处理。因此内山完造得以抽身于社交活动，结交中国的知名人士。

    父亲生前那些年，但凡内山先生有事要与父亲联系，如递送书籍信件之类，或父亲要托书店办什么事，内山先生总是派他过来。可以说他与我家相当熟悉。正因此，当抗战胜利，他告诉母亲，内山先生的财产已被没收，将要遣返日本时，母亲拿出２０元托他转交。。内山回国，书店关了门，他失了业，来寻母亲，请求说：“我现在空闲着，周先生待我不错，我有空多来看望你，四马路的书店我都熟悉，他们要批进书，我顺便来带走，岂不方便。”母亲信任他，便爽快地答应了。在运送书籍过程中，他看到有些畅销书缺售，如《呐喊》、《彷徨》等，回来向母亲反映。但要再版，母亲的手头紧缺，凑不足钱。在此窘境下，他又提议说：内山完造临走给了他十几令白报纸，愿意先拿它垫用印书。母亲想，印出书之后，陆续偿还也可，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母亲见他常要去四马路推销书籍，挺辛苦的，出钱替他买了一辆英国进口自行车。我当时正在读初中，每天却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学，而它原是许寿萱儿子用的，因去英国留学，才借给了我。因此我对他拥有这样一辆又轻便又美观的车，真是又羡慕又吃醋。

    母亲劝导说，他与你不一样，要出去跑生意，很辛苦的。由此可见母亲对他的器重和关心。但是过不多久，却发现他不再骑这辆自行车而包了一辆三轮车来往，派头大了。且衣着鲜亮，俨然以经理自居起来。原来他把自行车给自己儿子玩了。随后又听得他在背后散布自己是在不拿工钿白干活。

    当《彷徨》、《呐喊》印制完成，母亲要和他结算纸张的款子，他先提出这批书就算一人一半吧。虽然明知这样给他占了便宜，母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谁知过了几天，他又向母亲提出：鲁迅全集出版社也应当有他一半的份儿。还拿出两份合股合同要她签字。母亲想书分他一半，已经便宜了他，但那是从我分内给他的，自己可以做主。至于出版社这是许多人集合而成，于是回答他，我无权做主分割。他才无言走了。

    过了若干时候，他又来对母亲说，他一个人跑书店不方便。现有一个朋友叫邵维昌，为人老实，会文书会计，让他来帮帮忙吧。母亲又是老实地想，长久让王亲自搬运书籍确也不宜，有邵维昌住在我家，就有了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于是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要他，由母亲每月付给工资，并管吃管住。

    母亲对他的信任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父亲的手稿自己积蓄的钱，都交付他保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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