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坚守上海，保护好父亲的遗物，母亲开始靠出版父亲的著作以维持生计。

    需要指出的，母亲出版这些著作的初衷，原是为了纪念和宣传父亲的作品，为此早在１９３８年就与朋友们一道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编辑场所就设在霞飞坊我们的家里。直到１９４０年，为了生活，才开始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父亲的著作。

    关于出版社，我至今还保存当年母亲手书的一个账本，那是自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３年６月，总共７个月。为什么后来停止不记了，我尚未想出其中缘故，留待以后再分析吧。

    从这２４笔账目的趋势可以看出，想以出版父亲著作来维持生计，也不容易。从１９４３年的三四月开始，书籍的销售情况越发清淡。光明书店仅要了５０本书，还欠付。兄弟书店也是７天后才付款。单行本仅卖５０本—１２０本，且花了一个半月之久，扣除成本，实际没有赚头，可以说是在吃老本。而整整７个月里，全集仅卖了４部，“三十年集”４４部，单行本１８５０本。

    我记得母亲接到书店要书的清单，总是又喜又忧，心里矛盾得很：既有可以借以糊口的收入，又是亏本生意。销出去的书一般总是由我把书送到四马路的书店，店里也常常拿不出现金，只能得到一张远期支票。支票轧入银行的户头里，有时遇到退票，再换一张支票，等于拖延付款。好不容易等到可以支付的日期，书店忽然又来一个电话，说再迤迟几天，母亲也无可奈何。

    面对这种困境，母亲只得连客户是谁都不管了。比如中央书店来订购书，母亲想这家是国民党背景的店，卖还是不卖，虽然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将书发了出去。过后倒也未有什么动静。想必他们也是在商言商，只为利润计，并不考虑政治吧，这才放了心。

    账面上所记卖了４部纪念本，这本是母亲不肯轻易出手的，只因手头实在拮据才忍痛割爱的。当时母亲为此常常流露的那种焦虑和无奈，直到今天还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至于此中遇到的种种纠葛和不愉快，直到多年后母亲回忆起来，仍不免感慨系之，心潮难平。

    比如著名的生活书店，他们以前出版父亲的著作，却从未认真结算过版税，而负责人章宗麟竟在《上海周报》上著文说，他们印了多少书，付了多少版税给许某人。这使母亲看了不由怒火中烧。须知，对她来说，有没有付过款倒还在其次，却会引起北京方面的误会。如朱安女士，她会认为母亲在向她故意哭穷而克扣她的生活费，如果周作人再乘机插上一杠子，搞点什么名堂，岂不会造成分解不清的纠纷？母亲为此当即写文章予以辩驳，却被主编章宗麟扣下不予发表。因此后来当胡绳先生代表生活书店来商借《鲁迅全集》的纸型，应允每印一套给一元钱，母亲因余气未消而不予答应，连朋友也得罪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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