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邵维昌，自从被荐来之后，那位先生就很少露面了，但母亲对他仍很放心。

    邵维昌经常跑书店，大腿有疾病，走路一拐一拐地，很慢。他自己说：“这是‘穿骨流注’勿容易治愈的。”显得挺悲观。母亲介绍他去红十字医院治疗，并送他医药费。邵对此很感激。在业务上，他揽生意多次空手而归。母亲也不计较，照常付给他工资。有时还让我去买原甏（２５公斤）的绍兴酒，供他和许寿萱共饮。

    也许母亲那种亲切关怀和信任感动了邵维昌，有一天他终于向母亲坦白说：这位朋友让他住在我们家，原来是派来做“眼线”的，以“监督许先生的鲁迅全集出版社”。因为他自以为霞飞坊６４号里的书有他一半的份儿，提出让邵来掌握账册资金的进出，也因为这里面有他的“一半资金”。母亲听了，自然大感意外，从此不能不有所警惕。不久她就发现，自从邵维昌来了之后，售书的生意逐渐清淡，再也没有新的客户前来购书，有业务来往的仅是一两家原来极熟的书店，这使母亲从此开始留意起来，后来终于发现这位朋友背后做手脚。

    那是某一天，外地一家书店寄来一张订购目录单，受者竟是鲁迅出版社，少了“全集”两个字。母亲立即追究这个社的来历，逼得邵维昌不得不说出：他去他的家，看到他家的前门墙上，悬挂着“鲁迅出版社”的招牌。很显然，这家外地书店是按原址写了，才“错投”到我们家，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她被蒙骗了。

    原来，这位朋友看到印售鲁迅全集有利可图，就算计着想插手进来，他当面对母亲说得好听：“侬年纪大喽，用勿着介辛苦哉！坐洞（在）屋落（家里）享享福，我到辰光来送版税，侬坐坐吃吃好哉！”母亲想到在他家里寄存着鲁迅的手稿，有这份情谊，才同意让他参与鲁迅著作的出版业务，让他也得些好处。但她只答应让其印刷《三十年集》。而他竟趁机搞起个冒牌出版社，来与“鲁迅全集出版社”争抢生意了。

    邵维昌在他不端、不义行为暴露之后，言语中也露出对他的不满。有一天邵维昌对母亲说：他让他去家里便宴，听说还请了别的客人，不晓得该不该去吃这顿饭，拿不定主意。母亲想趁机去摸摸底，就对邵说，我也想去走一趟呢。于是两人一同到了这位朋友的家，但见排场阔绰，楼上楼下都是书店来的人，还有好几张桌子在打麻将。他突然发现母亲到来，面孔立即变得尴尬难看，又听那批客人连声称呼他“老板”，比经理还高一档，一时变得手足无措。当然，见此场面，母亲心里也就明白了，马上识相地退出了。她从此彻底看透了这位朋友。

    随后母亲很快采取措施，会同朋友，向他要回寄存的鲁迅手稿和钱，他见已经隐瞒不住，只得坦白说，“我偷用了你的钱”，答应一定退还母亲应得的一份。待算完账退还了钱，还立了正式的字据。母亲后来告诉我，抗战胜利后能够重修父亲墓，其中一部分费用就是他退还的钱。但他对交还这笔钱一直心有不甘。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快到春节时候，他突然闯来我家，说没有钱过年了，要拉母亲一同去跳黄浦（江）。意图很明白，他要讨回这笔钱。为此纠缠了一个上午。直到母亲告诉他，钱是从鲁迅著作中得来的，并已用于重修鲁迅墓，他才无奈而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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