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张爱玲还把她的精力移到韩子云《海上花》这部吴语小说上。陈世骧有次对张爱玲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

    这话有一定道理，张爱玲对古典的诗虽然也激动，但她的兴趣还在小说（13）。

    可惜，中国的小说“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明清以后的小说不少，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而且这几部她认为好的小说，又多是悲惨的命运：《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红楼梦》没写完，还有个《海上花》——可惜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三本书里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故事，缺少格雷亨。葛林所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实在是太贫乏了。《海上花》是完全可以和前边那些家喻户晓的名著相提并论的，胡适称它为“平淡而近自然”的杰作，“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但一般人却很少知道。《海上花》是第一个专写妓院的小说，但它不是《九尾龟》那样的“指南”式的作品，它写的是妓院中的“爱情”——这话似乎是荒唐的，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爱情”。在中国这个爱情荒芜的国度中，“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

    《海上花》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空白。张爱玲十三四岁开始看这本书，看完之后没东西看了，才又倒过来看书前的序。

    序是新文学家刘半农做的，特引了原书中两段文字，张爱玲看完这两段，又翻看原文，确实是好。此后一直未有机会再看，但对这书印像却极深。这本《海上花》自1894年出版单行本后，虽然下层读者也有看的，但却不被读书人重视。1922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四年后亚东书局出版汪原放校点本，前面有大名鼎鼎的刘半农与胡适之的序言，极力推崇，但是两位力能扛鼎的大手笔也未能救活这本失落的名著，一直未能引起注意。张爱玲很为此书的沉没不平。这本书难以被接受的最大一个表层的障碍是吴方言对白，吴语的对白只有上海苏州一带的人能够看懂，而且亲切有味，但出了吴语地区，其他人即不堪卒读。吴方言不像北京方言那样具有普遍性，只有狭小的地域，读者群也就小得多了。

    但这本书在文学上却是很好的作品，胡适说它代表一种“文学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境界”，它的好是独特的，不像《三国》、《水浒》和高鹗续的百廿回本的《红楼梦》那样有“传奇”性，是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

    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读者的胃口已被《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高鹗续的《红楼梦》养成一种奇怪的“偏食”倾向，对文学作品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海上花》就没有这种传奇性。中国人的感情总是单纯的，好就是一切都好，坏就是一切都坏，对任何事物的评价完全是道德的标准。就像张爱玲在自己小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切地要问：“是好人还是坏人？”像《红楼梦》这样空前绝后的杰作，没写完还不要紧，最可悲的是被人续补了四十回，又倒过来改前八十回，把《红楼梦》弄成浅薄的“传奇剧”，使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凤姐、袭人、尤三姐都变了质，人物失去了多面复杂性。在曹雪芹心中，凤姐虽然贪酷，并没有不贞，袭人虽然失节再嫁，但“初试情”是被宝玉强迫的，并没有半推半就。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因为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

    《海上花》中的嫖客妓女虽然不是十足坏的，但也没有一样是纯洁的，都是阴暗社会中的阴暗人物，如果它早生一二百年，或许也会像《金瓶梅》那样有影响的。

    但是，它却产生在清末，高雅比不上《红楼梦》，下流比不上《九尾龟》和《品花宝鉴》，尤其是第二次出版在五四运动以后，爱好西方文艺的人看不起它，寻求刺激的人觉得它不算什么，北伐后婚姻自由，废除纳妾，恋爱婚姻自由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也就自然过时了，它是一部生不逢时的作品。

    然而，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却使得张爱玲不忍心它沉落下去，她要把这部“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空白”的作品的价值指给世人看。

    “海上花”是很简单的譬喻，“海上”是上海二字的倒文，“花”是妓女通用的代名词。在上海这个全国最繁华的城市里，一般的人，像一些官员、商人甚至地位更低的奴仆店伙，他们的生活空虚枯燥、无聊，像书中的两个阔商人洪善卿、陈小云，闲谈闷坐，“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他们空虚得连麻将也不打，洪善卿是不会，陈小云是不赌，唯一的娱乐是嫖，而且他们嫖的妓女都是四五年的老交情了，也从来不想换新鲜。他们虽然家中都有老婆，但盲婚的夫妇虽然婚后也有发生爱情的，但先有性再有爱缺少悬念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生活索然无味，便在这里寻找“爱情”。完全像谈恋爱一样地追求女人，很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感情。

    妓院是高等妓院，虽然“婊子无情”，虚情假意是她们职业的一部分，但这些较高等的妓院，为那些不满于婚姻的官吏、商人、店伙、西崽提供了一个有点类似西方舞场酒吧的社交场合。这些妓院里的娼妓并不全是淫妇，有的接客不是太多，有的很晚才破身，如周双珠，闲适得近乎独守空闺，虽然她是老鸨的独生女，身份有点特殊。但一般的妓女与老鸨也是母女相称，多少有点家庭的气氛，很少有强迫接客的事。

    “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这倒比纯粹的封建家庭里的女子更有恋爱与婚姻的自由，“妓女从良至少比良家女有自决权”。

    李淑芳——张爱玲称之为“东方的茶花女”——陶玉甫的情人，陶玉甫不懈地追求她，有四五年之久，要娶她为妻，但他家中人不同意，至多只允许纳她为妾，但李淑芳偏偏不嫁他作小妾，而且也不愿搬出去住做他的“外室”，她追求的是自己真正的价值，是真正的爱情。

    王莲生与沈小红也有几年的交往，当沈小红看到情人在另一妓女处摆酒请客，两人闹起情绪，各自以与别的异性相好的表象反激对方，使二人重归于好。还有洪善卿与周双珠、罗子富与黄翠凤等等。

    他们之间的“爱情”，究竟成不成其为“爱情”？张爱玲说：“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里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情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在过去的早婚时代，当一个男子还不明白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已经结婚生子了，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情却没有，要么是不费力气由父母包办的妻子，要么是不费力气用钱买来的姬妾，因为不平等，就无任何爱情可言。而像《海上花》中这样在社交场合上遇见的、追求的，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有的时间很短还不能到手，有时甚至会弄得更僵，像罗子富与黄翠凤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并不是一有钱就可以买到女人，这较近于通常的恋爱过程。

    题材是下流的题材，但书却写得含蓄蕴藉，没有淫秽描写，结构上很有特色，有些地方明显地学《红楼梦》的笔法，虽然比不上《红楼梦》，但不失为优秀的作品，人物的语言是活灵活现的有生气的人。

    张爱玲花很大功夫先把此书译成英文，而且“译笔之佳不作第二人想”

    （柳存仁评语）（14），但是外国读者对这本小说并不是太欣赏，不是她译的不好，而是不欣赏这种情调。她打算在香港出版，可惜的是这部译稿在搬家时被她弄丢了。她又把此书译成国语，把吴方言的对白全改译为国语，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不懂吴语的中国人都能欣赏这部“海上奇书”。她对小说做了大胆的处理，原书六十四回，张爱玲把其中的四回合并为两回，删去另两回的回目，变成了六十回。书里方言辞汇也经改了过来。

    经过张爱玲写小说手笔的翻译，这本书比原著要整洁流畅得多了，更适合一般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她在书中加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注，长短不一，皆很精彩，尤其是对旧上海狎妓的风俗、行话、人物的衣着等等，都表现了张爱玲对社会这个特殊阶层人情世故的洞悉。她的注有许多是凭自己的记忆与感想写的，有的材料还需要核实，不一定全能靠住，但别有会心，也很幽默俏皮，可以看做小说式的注解。

    如第二回注“围签”，张爱玲说：“围签可能就是果盘，在官话普及后被果盘这名称取代，——围，因为果盘分隔为几只小碟于，围绕中央的一只；签，似指果脯上戮的牙签。”

    同一回注“长三”和“幺二”：“一等妓女叫长三，因为她们那里打围茶——访客饮茶谈话——三元，出局——应酬侑酒——也是三元，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以二等妓女叫幺二，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又由此谈到“书寓”，引晚清王廷鼎《南浦行云录》：“难后（太平天国之乱）女说书者风行沪上，实即妓女，也称先生，女称先生即此。”张爱玲在下有一段精采的注：“女说书在上海沦为娼妓，称‘书寓’，自高身价，在原有的长三之上，逐渐放弃说书，与其他妓女一样唱京戏侑酒。长三也就跟着书寓称为‘先生’——幺二仍旧称‘小姐’。吴语‘先生’读如‘西桑’，上海的英美人听了误以为sing song，因为她们在酒席上例必唱歌，sing song girl因此得名，并非‘歌女’译名。‘歌女’是1920年到30年间的新名词，还在有舞女之后。当时始有秦淮河夫子庙歌女，经常上场清唱，与上海妓女偶一参加‘群芳会唱’不同，而且也只有南京有。”

    第三回中众嫖客在聚秀堂叫局上菜，等妓女“陆秀林已换了衣裳出来，杨家妈报说：”上先生了‘“。张爱玲注：”视应召侑酒的妓女为一道菜，显然是较为守旧的二等堂子的陋规。它们仍称’聚秀堂‘、’绘春堂‘——堂子因此得名，想必起初它们是唯一的高等妓院。“

    张爱玲对人物的语言、风俗、衣着都有简洁而又明快的注释，对人物的心理也有切中要害的分析，以一个作家的文心来体会小说中的人情世故、心理感情。如她在第五回注中说：“也许由于对年纪的敏感，妓女彼此不称呼‘姐姐’，特别客气的时候代以半开玩笑性质的‘哥哥’。”到了十九回张惠贞见了黄翠凤，叫“翠凤姐”，注曰：“破例称姐姐，不避讳年龄，是特别亲密。”三十八回里张秀英招呼赵二宝：“姐姐来看，这儿好玩。”张爱玲说：“张秀英比赵二宝大好几岁，而客气地称她‘姐姐’，显得她们之间的新距离。——她们还是良家妇女的口吻，没有不称‘姐姐’的避讳。”

    张爱玲有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这在她的简短的注中也能看出来。如第三十三回“你看完《聊斋》，再拿《里乘》、《闽小纪》来看，那就”快刀‘、’霸铲‘，包你都懂。“张爱玲注：二书均见《笔记小说大观》。手边无书，疑是《里乘》（清人许叔平著）记菜市口斩犯头落地犹呼”好快刀！“《闽小记》述一冤屈事，堪比孔子弟子颜回被诬霸产。

    “好快刀”事有几分可信性。参看得普立兹奖新闻记者泰德。摩根著《毛姆传》。1935年，名作家毛姆游法属圭亚那，参观罪犯流放区——当地死刑仍用断头台——听见说有个医生曾经要求一个斩犯断头后眨三下眼睛，医生发誓说眨了两下。

    她虽然无书可参考，仍可以靠记忆洋洋洒洒地引证东西文学作品，张爱玲到底是张爱玲。

    张爱玲对注解有时不免疏误，由于她许多知识是靠以前看书的记忆，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歌女”一词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并不始产生于三十年代。

    还有些注解引书有误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她的译注却很入木三分细腻准确，表现了她的聪明。

    这部书1981年在台湾皇冠杂志社刊出，后来又在皇冠出版社出了单行本，销路似乎还不错，一段时间内，每年都要重印一次，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畅销，这本书也随之畅销了。1995年开始大陆上也出版发行。以前胡适、刘半农没有救过来的作品，现在借着张爱玲的大名又有复活的迹象。

    但张爱玲活着的时候，对此书最终能否被“救活”还没有多大的把握。

    《海上花》被两弃之后，第三次出版的命运如何，她为此书戏拟了一回，回目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到底这本书是否会被“看官们”“三弃”，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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