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纽约地铁中的偷窥者（3）

    “无个性特征却又是记录”可说是埃文斯摄影美学观念的根本。他在一次访谈中就“documentary（记录的）”一词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一个“很世故的、误导的单词……最好说成‘documentary style（记录式的）’”。埃文斯的谨慎不无道理。他企图以尽量排除个人主观解释的影像表现来展示自己看到的世界并使人对“记录式的”摄影有一种基本信任。而他的《地铁系列》正是他的这一认识的作品实证与注解。

    然而，埃文斯的《地铁系列》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在拍摄完成后即行发表。于1938年到1941年间拍摄的《地铁系列》直到1966年才以 “众人受到召唤”这个《圣经》中的名句为题成书公开发表，这中间经历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使得埃文斯在这作品的面世一事上颇费踌躇?

    原来，埃文斯对这一“真实肖像的狩猎”（埃文斯语）行动有了一种犯罪感。他虽然热诚地相信敏锐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观察是一个摄影家的不可回避的职业方式，但他也开始觉察到这种方式在一定情况下对被摄对象的伤害。这种行为以个人实验的名目尚可原宥，但这些被他下来的乘客形象一旦成为一种公共所有之后，涉及到摄影的伦理道德问题就不是可以以一句“为了摄影”而搪塞得了的。摄影家在街头抓拍虽已含有侵犯之意，但只要对方不明确表示反对，至少可认为是一种默许。而埃文斯的地铁摄影实质上是一种不宣而战的影像偷袭，这的确难逃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责任。因此，他对这一行为的非法性深自苦恼。他曾经有一句脍灸人口的名言“凝视。此乃教育你的眼睛及其他的方法。凝视、窥视、倾听、窃听。下死劲了解事物。”这段话在道出了观察事物的根本方式的同时也一语道破了摄影本质上的道德缺陷。现在，埃文斯在实践了自己的观看哲学的同时也面对着如何做出自己的良心判断的问题了。

    埃文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地铁系列》时说：“地铁肖像是由一台隐蔽的照相机所摄，而这台相机是在一个忏悔的间谍、一个深怀歉意的观淫者手中。”他在此对自己用词如此之重、之严可见其自责之深。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精神侵犯”就手段与效果而言是最佳的，但在道德上则是最坏的。他只能以自己的行为“不具伤害目的”来安慰自己，并通过长时期不予公开这一“有计划的时间拖延”来“钝化与部分减轻”这一“粗暴、无礼的侵犯”所造成的伤害。经过他的自我约束，这一伤害已经被有所减轻也是事实。但在经过长期的内心冲突之后，他还是将此作品公开了。这说明了他同时又认识到一个摄影家的责任，记录所见与艺术创新的责任。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作为摄影家的道德立场与良心挣扎。在经过艺术与道德这两极之间的激烈摇摆之后他的选择更为意味深长，他的痛苦或许更值得深思。也许，是他所特有的这一份道德敏感才使他得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摄影家。

    当然，埃文斯对《地铁系列》的慎重态度并非偶然。他的历程足以显示他此举的必然性。

    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一个富裕家庭的埃文斯所受的教育尽管不够完整，但他的写作才能与艺术天分很早就已显露。将来是做一个画家还是做一个作家一直是令埃文斯犹豫不决的事。1926年到1927年，他在巴黎大学注册成为一名旁听生。爱好文学的埃文斯在那段时间里大量涉猎了文学作品，作家福楼拜与诗人、文学评论家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作品尤为他所倾心。同时，风行于1920年代欧洲艺术界的德国包豪斯学派与构成主义艺术的观念也对他的艺术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拉丁区的书店，他还偶遇过《尤利西斯》的作者、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当然，一介穷学生的埃文斯只是远远看上一眼罢了，不敢造次趋前求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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