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纽约地铁中的偷窥者（4）

    在巴黎时，埃文斯已经开始尝试用摄影表达自己。而在1928年从巴黎回来后，埃文斯更是下定决心做一个真正的摄影家。尽管他的决定受到了他父亲的反对。他父亲认为摄影不是一个“有身份、有教养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而这种反对，反而令埃文斯对摄影更生向往之心。他选择摄影为终生事业既出于对摄影的兴趣，同时也是一种对自己所属阶层的反叛。

    刚从法国回来的埃文斯曾埋头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细细研读斯蒂格里茨所编的全套《摄影作品》，结果发现其中只有保罗?斯特兰德的一幅《盲女》是他所喜欢的。他对这幅作品的评价是：“残忍”。斯特兰德几近残酷的直逼对象本质的手法令埃文斯感到震动。

    在纽约，埃文斯还结识了从巴黎回来的女摄影家阿波特。在阿波特那里，埃文斯见到了法国摄影家阿杰的照片。埃文斯对阿杰作品的朴实无华一见倾心，并曾撰文予以高度评价。1929年，埃文斯还与当时已经达到声望顶峰的斯蒂格里茨有过一次再无下文的会见。通过这次会见，他感觉到他与斯蒂格里茨的观念南辕北辙。奇妙的是，从巴黎回来的阿波特在与斯蒂格里茨会面后也从此不续前缘。这表明，新一代摄影家已经对斯蒂格里茨式的自我中心的唯美主义摄影审美观感到某种程度的厌倦。

    在不断的自我摸索中，埃文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他后来回顾时说：“我感到我在开拓一个新领域。我在拍摄的是与当时的风格格格不入的东西，反沙龙摄影，反唯美摄影，反艺术摄影。”他意在建立一种基于客观性的冷静地排除了主观偏见的“超然的记录”的新摄影。

    埃文斯的理想在即将到来的fsa摄影计划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具体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5年，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罗伊?斯特莱克(roy stryker，1893—1976)受美国政府委托为农业安定局主持一个摄影计划，在为政府提供有关受旱灾之苦的南部农民生活实况的同时为罗斯福的新政作宣传。以埃文斯、多萝茜娅?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拉塞尔?李(russel lee，1903—1986)等人为核心，农业安定局的摄影家们通过艰苦努力，使农民受灾的实情得到了真实反映。尤其是埃文斯的纤毫毕现丝丝入扣的影像将严峻的现实以一种不可置疑的肯定而又明白、远比语言更为具体有力的手法传达给世人。然而，埃文斯与斯特莱克对摄影的认识分歧使得他们最后分道扬镳。1941年，他与作家阿基一起在阿拉巴马与三个农民家庭共同生活两个月的合作记录《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们》出版。在这本已成为美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的书中，他与阿基尝试让影像与文字在一种互动的并置中得到最饱和的意义表达。1945年，他被美国《财富》杂志所聘，作为该刊编辑与摄影师工作了20年之久。从1965年开始，他在耶鲁大学教授摄影培育英才直到1975年去世。

    如今，埃文斯的摄影已经成为一种灵感的源泉。后来的摄影家们不断从中汲取灵感，深化发展了一些他未来得及深入展开的题材与构想。当代摄影名家罗伯特?弗兰克、李?弗里德兰德、加里?维诺格兰特等都深受埃文斯的影响。埃文斯的一幅作品，有时在他们手中就是一个绵长的系列。人们正不断地从他的影像中汲取种种灵感与养分。

    福楼拜曾说：“一个艺术家必须像上帝创造世界那样无形却又无所不能。他应该被处处感到却又处处不见踪影。此外，艺术必须超出个人情感与神经质的敏感。时间赋予它无情的方法与物理学的精确。”埃文斯的影像实践、尤其是《地铁系列》的实践，可说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福楼拜的这一要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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