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死更可怕的是等死

    1933年2月15日，美国迈阿密州中部——轻度精神错乱的朱塞比·赞加纳突然拔出手枪，对着尚未宣誓就职的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连开数枪。他没有打中罗斯福，却使芝加哥市市长受了致命伤。逮捕、认罪、宣判，仅仅33天之后，赞加纳便在佛罗里达州被用电刑处死。赞加纳案堪称美国历史上速战速决处死犯人的典型例子。

    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死刑犯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从判决到执行死刑，很少有不超过10年的。佛罗里达州的盖瑞·奥尔沃德是谋害了3人的死刑犯，但他已在监狱里呆了22年，至今仍在不断上诉；佐治亚州的109名死囚中，有1/4是早在1980年便被判处死刑的。蒙大拿州的邓肯·麦肯齐到1995年5月10日已足足被判处死刑20年了，但他一次次逃过“死亡眼”。麦肯齐曾杀死一名学校的老师，但他竟在法庭上厚颜无耻地声称，他被关在死牢里的20年，本身就是“残酷而不正常”的惩罚，因此侵犯了他的人权。尽管麦肯齐的律师还要求延期执行，但联邦法庭没有接受。几天后，麦肯齐被处决，成了罗斯福总统之后蒙大拿州第一个被处决的死刑犯。

    目前，全美国有死刑犯3800多人，远远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仅加利福尼亚就有407人，得克萨斯次之，398人，佛罗里达也有342人。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允许各州恢复死刑的30年来，每年被真正处决的死刑犯却只占总数的2％左右。1994年，全美处死5人，1995年约为50人。据报道，加利福尼亚1995年花在死刑案上的费用高达9000万美元，但到那时为止仅用毒气处死过2人，其中一名还是放弃了上诉的。

    对于死刑，尽管赞成的人数多，但真正执行起来，举国上下却少有行动。多年来，有人发誓要解决这一问题——禁止无休止地上诉，严惩姑息犯人的辩护律师，罢免心慈手软的州长。国会通过了改革方案，削减对辩护律师的资助费用，最高法院也采取了严厉措施，一些官员如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被罢免。新闻媒介也大张旗鼓地宣传，称控制将解除，僵局将打破。

    然而，现实却是另一番情景。州检察官的办公室依然人手不足，行动迟缓，法庭仍大量地长时间积压案子，大多数州陪审团仍热衷于不断地往死刑犯监狱里送死囚。死刑犯监狱人满为患，每一个死囚监外都有5个新犯人等着他的小牢房。堪称美国“死刑之都”的得克萨斯也只有约1/8的死刑犯被处决。

    在全美关于死刑执行的无休止的争论中，种族和财产是始终离不开的话题。但是，一个更简单的现实使那些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黯然失色：被判死刑的人依然活在监狱里。死刑犯最平常的死因是什么呢？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统计，1992年，电刑和注射致死只是占第二位的，而排在头名的是“自然死亡”。

    美国有38个州设有死刑执行室，但却少有使用。1995年竞选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新检察官对阿肯色州的3人同时处决颇为欣赏，提出要废除电椅，用“电沙发”取而代之，这样，一次便可处决好几个犯人。南卡罗来纳州有死刑犯59人，最后一次执刑是在1991年。这种行刑的迟缓在苏珊·史密斯一案中得到最充分的显露。1994年10月25日，苏珊残忍地溺杀了自己分别为3岁和14个月大的两个儿子，成为美国1995年最轰动的案件。1995年8月初，该案审理时，虽然人们强烈要求处死她，但陪审团花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最终仍一致判决，免除处决。

    1995年春天，纽约州成了正式登记执行死刑的州。至于什么时候设立执行检察官是另一回事，一般需要10年时间，所有的法庭才会签署同意死刑。在自由主义的纽约州，能实行死刑可以说是因为共和党州长乔治·佩特基，他迫使死刑通过立法。

    那或许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策略。在已经开始的连任竞选中，他毫无诚意地宣称，死刑要扩大运用于另外几十种犯罪。美国政府也正忙于在中西部建立自己的死囚监狱，将花费30万美元建一个死刑行刑室。谁也不愿意对死刑执行体制中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负责。检察官指责法官，法官责怪法庭，法庭批评法律，而使得这些法律得以下达执行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则闭口不言。长期以来，对死刑执行不畅负责的“替罪羊”是辩护律师。的确，辩护律师中有一批极端的死刑废除论者，如苏珊·史密斯的律师戴维·布鲁克，几乎在全国每个审判点都反对过死刑。事实就是这样，法官同意死刑延期执行，法庭提供一些繁复的法律依据，检察官又不见行动。印地安那州有一个案子，仅抄录审理记录就用了两年时间。在大多数没有死刑的州检察官办公室里，大量的上诉案被摞在一边，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政府律师来处理。

    高居整个体制顶端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死刑事务中摆脱出来，但仍得忙于少数几个大要案。更糟的是，因为缺少了像威廉·布伦南和瑟古德·马歇尔那样长期坚决反对死刑的法官，最高法庭在死刑案审理上经常四分五裂，意见不一。也就是说，即使是联邦最高法庭也难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下面的基层法庭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11法庭的首席法官杰拉德·乔弗拉特说，他的同事们要花大半的时间来处理死刑案，“我审理工作干了28年，没有比死刑案更难弄的了”。

    一些法官办案的时间似乎特别长。1986年，亚利桑那州一名叫鲁宾·扎拉戈纳的杀人犯试尽本州各种法律补救办法，最终上诉菲尼克斯的联邦地区法庭。此后，该案便渺无讯息。9年来一直在处理该案的法官厄尔·卡罗拒绝发表评论。两年前，亚利桑那州首席检察官格兰特·伍兹对本州慢吞吞的联邦法官极为不满，采取了一项特别措施。伍兹要求设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9法庭命令法官对已冷落了10年之久的30件案子作出裁决，但遭到上诉法庭的拒绝。事后，一位检察官调侃说，“推动联邦法官办案犹如教猪跳舞，毫无效果反而惹恼了对方。” 第9法庭本身也经常遭受政客们的攻击，说它是“全人类最无法无天的法庭”。

    1992年，臭名昭著的罗伯特·哈里斯案使整个联邦审判系统尴尬不堪，下不了台。关押于圣昆达死囚监狱的哈里斯，13年中先后6次受到加州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4月21日是原定的行刑日，可就在此前一天晚上天亮前的几个小时里，第9法庭仍不断下令延期执行。最后，被激怒了的最高法庭指责他们是“非暴力反抗”，并命令他们不得再干涉，哈里斯才得以用毒气处死。该案让加利福尼亚司法系统的有关人员蒙羞至今。

    在加利福尼亚407名死刑犯中，第9法庭仅审理了8件。另有120件被州最高法庭拖延，原因是没有辩护律师为犯人辩护（可那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据称，州法庭根本还没考虑给1993年—1995年间的犯人委派律师，目前还在办1992年的案子。死刑案是唯一没有律师争先恐后来赚钱的诉讼领域。对死刑这种表面赞成却无实际行动的矛盾心态，并不只局限于法官和检察员。1996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宽厚的州内阁竟投票同意推迟对丹尼·多伊尔案作出裁决——他是位心理变态的杀人犯，13年前被判死刑——直至2020年，他将继续呆在死囚监狱。陪审员们似乎也有同样的心态。1987年，路易斯安那州使用电椅行刑，在为期分别为9天和5周的两个死刑期中各处决了4名犯人，可是，在随后的21个月里，全州的陪审团仅判了两个人死刑。

    实际上，对于死刑，人们只可能有两种态度，赞成或者反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谁也不愿维护现行的那套虚伪又缺乏原则的死刑制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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