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美国外交的风向标（1）

    美国总统布什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务卿是美国的脸。的确，国务卿是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重要人物，堪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晴雨表。美国的国务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突出。它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顾问，负责制订和贯彻美国的外交政策，处理日常外交事务，协调对外经济政策和计划，担负美国在国外的教育和文化活动的全面政策指导，制订美国的国防科学和技术计划的政策并提出建议，协调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负责美国派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和涉外官员的管理工作等。国务院有美国第一部之称，其最高负责人国务卿享有内阁“第一阁员”的称号。由于与总统有特殊关系，国务卿可以通过总统对各部发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副总统的职权非常有限，所以事实上国务卿是仅次于总统掌握实权的行政长官。所以，总统对国务卿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他必须是总统的得力助手，并且是总统党内的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又必须是与最具实力的垄断财团有密切联系的人。可见，国务卿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者和重要决策人之一，是美国政府和总统与外部世界联系和交往的重要工具和纽带。在经济上，他是美国向世界市场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搜购原料、实行经济扩张和市场垄断的推销商和经纪人；在军事上，他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贯彻其全球战略的先行官；在文化上，他是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渗透，兜售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传道士；在政治上，他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维护、扩张美国的权益和地位，推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总体战略的设计师和执行人。

    只要说到国务卿，或者美国外交，不能不提亨利·基辛格。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后裔，读书时是绝顶聪名的学生，教课时是了不起的教授，写书能写出名垂青史的力作，从政又能叱咤风云、显赫一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人。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1969年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年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至1984年任美国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

    基辛格之所以能进入政坛是和他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的。20世纪50年代，他在哈佛时便应邀参加外交委员会主持的军事和外交战略问题研讨会。会上指定基辛格把与会者的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并于1957年出版，名为《核武器与外交政策》。该书引起政界和外交界的注意，基辛格也因此先后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聘任为兼职顾问。这样，基辛格便被吸收到华盛顿的权力核心。1960年肯尼迪政府任命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顾问。此外，他还担任兰德公司的顾问。

    1969年，基辛格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负责把原来缺乏效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造成一个权力集中、具有决策能力的机构。基辛格不负使命，他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外交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是进行政策问题研究工作，把研究成果撰写成研究报告，提出选择方案，经过基辛格的把关和提炼后，将方案呈报总统以供决策之用。尼克松总统在发布关于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号行政命令时，把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一切行政大权都集中在基辛格手里，形成了“人人向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一人向尼克松负责”的工作局面，1973年9月尼克松又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一人身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两个要职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不仅参与制定美国的世界战略，而且还参与美国政府的核心领导和执行。无论是美越和平谈判、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秘密中国之行，还是美苏核武器条约的谈判、谋求中东和解的穿梭外交，无不与基辛格的名字紧密相连。

    基辛格侧重于在国际上的各种力量之间搞平衡，维持各种力量的“均势”。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可以把意识形态搁在次要地位，因而他主张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牵制前苏联。基辛格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政治家，他善于根据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国际形势，为美国政府提供战略上的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以“全面战争”为威慑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之后，认为“全面战争”不能够作为应付危机的手段，应以“有限战争”取代“全面战争”。他指出：有限战争可以用来对付“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和以众多人口取胜的国家”，它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威慑效果，因而是最适宜的选择。60年代初，鉴于前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大力赶超美国，美国已经失去了核垄断地位，军事上出现了不利因素，他进一步修改了“有限战争”理论。他认为“有限战争”不能保证不发展成核大战，而核大战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其次，“有限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或出现僵持局面时，要求停止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会是很大的。因此他又主张加强常规武装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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