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诺的亲密接触：另外一个中国

    由于国民党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抗日战争期间，外部世界对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知之甚少，所以1936年，当“一个胆战心惊、寻求头号新闻的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在宋庆龄和国外进步媒体的帮助下，来到“中国红色地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斯诺找到了现代新闻史上最好的机会——“一个强大的诱惑力——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而中国也找到了把事实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的渠道，因为：

    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这样，埃德加·斯诺不但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而且也是第一个与中国人对话的美国人。而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讲给别人听，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且一谈就是10几个夜晚，日后风行于西方世界的《自传》即来源于此。

    初到根据地时，给斯诺的印象是：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看上去是一个“很像林肯的人物”。所以斯诺列出很多的问题希望可以进行回答，以便他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但一开始时，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斯诺希望知道“个人的事情”的想法遇到了挫折。但同时进行的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一方面使他认识到思想的珍贵，另一方面更坚定了他让世界真正了解的决心。

    当时，国内外的人们能够阅读到的、国民党关于红军的描绘都是一帮土匪，不但堕落、愚昧无知，而且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这些谣言使本来就难以接触到事实真相的大众对的了解更加扑朔迷离——“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而对于，“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海伦·斯诺)外界流传着各色关于他的谣言：要么能够讲流利的法语、要么就是无知、有时候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时候则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已经死去……在斯诺看来，这些谣言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应该纠正这些谣言，而且也应该让世人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于人们“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的谣言让感到意外，在斯诺的建议下，为纠正类似传说，更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一次拿起了斯诺在一开始时为他列的那些关于他“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但这些问题过于生硬刻板，所以最后最后决定“索性撇开”那些问题，把自己的生平梗概讲述给斯诺，这样不但回答了他的全部问题，而且也更容易理解些。

    这，正是斯诺朝思暮想要了解的。

    就这样，和斯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的谈话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而《自传》的诞生背景其实就是在延安的窑洞里，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在蜡烛的光影与火花的毕剥声中，斯诺一边听着的讲述，一边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一直到疲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遵照“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斯诺还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对中国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亲身体验到的事情写成一系列通讯，在英美报刊发表，客观公正地向外界报道了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和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他对“中国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而中国也“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

    1937年10月，这一系列的新闻通讯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而早在同年8月1日，《自传》也已被译成中文在上海《文摘》月刊上连载，一时间，不但冲破了国民党长达10年之久的，揭穿了各种造谣污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这样描述道：

    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1937年3月10日，在延安专门致信斯诺：“我们都感谢你的。”1938年春，在接受一位德国记者的采访时说：

    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之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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