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美国梦与中国情结（1）

    亨利·卢斯于1898年4月3日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登州市——19世纪的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父母都是传教士，父亲路思义在燕京大学的创办过程中，一度是校长司徒雷登的副手，并出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在为燕大办学筹款方面贡献过很大的力量。15岁时，卢斯回到美国，不久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25岁时，他创办的《时代》周刊成为美国三大主流新闻周刊——《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之一，对美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为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时代》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卢斯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刊物有着明确的定位不可分割：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卢斯带着他的“美国梦”开创一个世界性媒体帝国的同时，也开创了“美国世纪”——他们用美国的眼光来看储影响世界，在对时代气候的表达中，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成为其独具的典型特征——在杂志封面上选用近期新闻中的知名人物肖像，成为《时代》沿袭至今并引以为豪的传统，也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

    1924年，威望与权力都处于人生顶峰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当时正值直奉军阀交战的时代关头——从此，《时代》封面上每一位中国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那个时候的风云变幻：1927年中国革命大起大落时，蒋介石出现；1938年抗战全面展开时，蒋介石宋美龄成为年度人物；1949年2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风雨飘摇、新政权即将展开之际，出现……

    《时代》这一传媒界的奇迹与中国的结缘，首先与卢斯本人的“中国情结”不可分割。1912年秋天，14岁的卢斯离开中国时，已经在中国亲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事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构成了卢斯早年生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他对中国的局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1941年3月12日在波士顿中国学院午餐会上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道：“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这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特殊感情，使他在面对日本对中国侵略时，明显同情中国：不但亲自出面发起民间力量、组织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通过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美国国内由于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不但没有立即对中国施行援助，甚至还继续为日本提供贷款。为此，卢斯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而他也通过自己的媒体帝国，掀起了美化中国的运动，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时代》利用它在传媒领域的文化霸权，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一段“恩抚中国”的现代神话。

    而这一神话的出现与当时特殊的历史需求相联系的，其中首先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心理需求，卢斯通过《时代》这一媒体帝国提供的中国形象，可以说为美国大众文化心理中的中国想象提供了具体的表达方式。抗战期间，《时代》等美国主要媒体塑造的蒋介石形象，恰好符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期望。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都难免受到他宗教信仰的左右。当年他的父亲以传教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孜孜不倦地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皈依基督教，对于父辈的这一梦想，卢斯一直都以他的方式延续着：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兴趣和偏爱，与他们皈依基督教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宗教文化上，蒋介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在美国人的眼里实际上就是开展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在政治上，他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对美国是友好甚至仰慕的，不断请求援助、听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建议、以满足美国的“恩抚”心理；同时，与美国和西方自由国家结成同盟，抵抗法西斯暴徒，率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遥远的亚洲泥潭里牵制了大批的日本兵力，遏止了日本进一步入侵美国的企图和野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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