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美国梦与中国情结（2）

    卢斯以传教士的热情与方式传播新闻，相信美国民众应该从他的媒体中接受到“正确有益”的消息。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寻找美国与中国的相同点，以文化心理暗示的方式使美国公众接受并关注中国。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分析道：

    继1936年11月《时代》与《财富》的一系列报道之后，《生活》又进一步地加强了有关中国的正面印象的报道，三大杂志连续数年一直尽可能地刻意地美化这个“中央王国”。他们不断强调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在地理甚至历史上的相似性。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系列的对比，如蒋介石是“中国的华盛顿”、北京是“中国的波士顿”、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南京为中国的华盛顿特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能够给大众带来心理上的亲切感的类比性修辞，在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

    二是美化中国政府与军队。“正面报道中国政府与国民党军队。时代公司下属的杂志，从来都是迅速报道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成就与战绩”，耶鲁的孔祥熙是笃实坚定的；哈佛的宋子文则是精明能干的；1941年，重庆大轰炸最艰难的日子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陈诚将军是如何出色地守卫着战时的陪都重庆——“中国的匹兹堡”；国民党新一代的军官更是“坚强、智慧、年轻、热情”，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

    三是美化中国的化身蒋介石与宋美龄。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代》杂志以一种“圣徒行迹”的独特视角进行了报道：张学良、杨虎城一反“爱国将领”的形象，被描述成“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和“中国匪首”，他们谋划并绑架的蒋介石是“在中国创建民主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领袖”；而在蒋介石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每天陪伴他的是对《圣经》的诵读，并以此激励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

    没过多久，蒋介石成为1937年度《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杂志还许诺，如果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入侵者，他将荣获“本世纪的亚洲男人”称号。

    1938年《时代》的封面文章歌颂蒋介石“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统一，为国家经济注入了活力，创立、训练并装备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发动了一场民族道德自新的运动……”

    不但蒋介石如此，宋美龄也凭借她的女性魅力吸引着更多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就是她与蒋介石的婚姻——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在中国的意义是蒋宋两大家族的联合；但在美国却意味着基督教和民主的美国与中国的联合。作为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信奉基督教并拥有美国心灵的天使，宋美龄把体现在基督教与民主中的美国精神带到中国，并感化了蒋介石，使他皈依基督教，而处于黑暗的异教中的亿万中国民众也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主的光明之中。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对美国进行考察和访问期间，在国会的讲演在广播与杂志报纸的传播下，为她赢得了美国大众的广泛欢迎；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讲演时，每场听众都多达数万人；直到1948年，美国在进行“美国公众最敬仰的女性”民意调查时，宋美龄仍位居第二，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卢斯对中国局势的认识和判断——在幻想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为在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不已：他以一种传教士的信仰与热情指导他的媒体，要求他的杂志按照美国人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报道中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中国。他希望在这些报道中，美国公众认同一种价值，而不是认识一种事实。

    杰斯普森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的中国形象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关于自身的看法，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只是按照自己的期望与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塑造中国。这其中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卢斯控制下的美国三大杂志在美国公众间创造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事实上，卢斯与他的下属、朋友，以及那些来往于中美之间的传教士和记者们，对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无能并非一无所知，也并非不了解蒋介石的道德与能力，但他们并不报道这些。他们是按照他们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来报道中国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新闻著作与赛珍珠的小说一样，都是在虚构中国，是美国文化用不同类型的文本借助不同的传媒手段创造的代表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与其是说明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是说明美国文化的期望与想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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