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敢于为天下先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是从衰败到崛起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作为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迷梦，洗刷了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打破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社会的殖民统治，废除了殖民帝国强迫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岛、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建立起与美、英、苏等国相对平等的国家关系，成为战时四大国之一，实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基本梦想，开拓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新征程。

    中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美国的倡导和支持不可分割。美国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始作俑者，通过各种渠道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脱胎换骨，并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努力使同盟国予以确认。无论是对于国民政府，还是对于普通民众，都无不充满着“百年耻辱一朝洗”的感动，美国似乎居于无可争辩的“第一功”的地位。事实上，美国的这些努力与美利坚民族的个性有关，但也与他对战时、战后的考虑和对华政策思路不可分割。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基于对中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战略地位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规定了美国在战时期间对华政策的基调：利用中国拖住日本，以保证其“先欧后亚”总战略的顺利实施；在中国的领空和领地上分别建立空军和陆军作战基地，以此拖住100万日军，防止其对付美国冒险在太平洋对日占岛屿发动的进攻，对此，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认为：“只有中国坚持抗战，才能在大陆籍制100万日军，使其无法腾出手反击横渡太平洋的美军攻势”，而日本史学界的评论更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防止国民政府垮台，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政府一旦垮台的话，亚洲的其他国家就极有与日本进行媾和的可能。因此，美国不惜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对中国提供援助。

    美国在参与到战争中来的同时，罗斯福就对战后的世界格局也有一个长远的考虑。这种考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大国体制。罗斯福敏锐的政治感受使他深信战后世界事务将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其中，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当起支配作用。这其实与大战期间英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意见分歧有关，国家关系常为此而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则不得不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能够站在美国一边的话，美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就愈发举足轻重了。

    罗斯福毫不怀疑，美国将在战后世界居于领导地位。他在开罗会议前夕踌躇满志地对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而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要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国，对付俄国等大国，减少他们的崛起对美国产生的威胁。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

    其次就是势力范围。战争期间，罗斯福曾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坦白地说，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所以美国的目标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战争，列强的在华势力将被扫荡出中国，美国与中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这为美国发展其在华势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而战后前苏联必在亚洲扩张其势力范围，中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抵制这种扩张的一个缓冲地带，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中国对美国形成的依赖关系，把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罗斯福的考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中国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由谁来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掌权的国家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在国民党内，又找不到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对此，罗斯福在1943年3月给马歇尔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们大家必须记得，委员长是走过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们要两个世纪才能达到。”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

    不久，国务卿赫尔的一番话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倘使中国处于大国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的圈子内，（我们）对中国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发展，就更容易发挥影响。”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美国政府确实做了许多努力。

    不过美国的这种努力，在有些同盟国家眼里是不以为然的。1941年12月下旬，丘吉尔携带自己国家的参谋长们到华盛顿与美国就盟国战略和政治目标进行会商。会上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认为不但应该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而且也应该使所有反轴心国的盟国团结起来。在国务卿赫尔和罗斯福讨论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时，总统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不应当列入按字母排列的国家名单中，而应当与美国和英国一起领衔签署，而且在美国的最初稿本中，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后来的第四位。

    美国的这种做法使丘吉尔颇感不快，他觉得中国在美国人、尤其是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美国几乎把中国当成一个战斗力上可以与英国、军队上同俄国相提并论的因素看待的。显然，他无法同意这种看法，并对罗斯福说，美国对中国可能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的估计不切实际，显然过高了。但罗斯福对此异议不以为然。1942年1月23日丘吉尔在给韦维尔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中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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