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尊者的罪身——张汤之殇（25）

    外事征伐以外，内政支出亦颇为可观。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口于东郡，朝廷耗费巨资筑堤；元狩四年山东水灾，武帝调空天下郡国粮仓仍不足赈济灾民，再向天下富商大贾借钱募财依然于事无有大补，最后不得已迁徙七十万灾民进入函谷关以西和朔方郡以南新秦中等地，帝国供给迁民衣食以及生产资料，国库为之尽空；河东郡修渠田、郑当时修漕渠、朔方郡修渠、修褒斜水道、修龙首渠等水利设施所费之钱亦以亿计。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合计约八十三亿，武帝时期国库所存估计亦不会多于此，而仅仅外事四夷就已经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还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帝时府库之藏尚且不是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而是数年的积累。如此则最终结果“县官大空”，帝国再无可用之财。

    此时的御史大夫张汤名为丞相之副，却由于武帝的倚重造成“丞相取充位”的局面，俨然事实上的丞相，作为实际上的秉政者他必须协助武帝渡过难关，他开始行动，“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29}。

    帝国以黄金和铜钱为法定货币，而以铜钱为主，已见第二章第三节。本朝铜钱形制沿袭秦朝制度，圆形方孔，钱表面刻字标明自身重量。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秦时每枚铜钱刻有“半两”二字，即铜钱法定重量为半两十二铢，世称为半两钱。本朝铜钱制度的变化沿革繁琐复杂，概括而言，国初铸造“榆荚钱”，文帝铸造四铢钱又称三分钱，武帝建元元年（前140）铸造三铢钱又于建元五年（前136）恢复四铢钱，以上诸种铜钱均存在致命的缺陷。

    这一缺陷实际上正是本朝执政者自身造成的，秦朝法定半两钱必须重量达到标准，也即秦朝的圆形方孔钱钱上有“半两”两个字，而每枚钱也确实重达半两。本朝前期铜钱依然刻有“半两”两个字，重量却并非半两。“榆荚钱”法定重量仅为三铢，文帝的四铢钱因名循实即可知其重为四铢，只有“半两”的三分之一重，所以又称为三分钱。如此看来，金属铸币竟然已经具有后世纸币仅仅作为货币符号的性质而不具备实际价值，当时本朝尚允许私人铸钱，于是民间出现的情况就是疯狂盗铸。

    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收集朝廷铸造发行的符合法定重量的文帝三分钱100枚，那么他得到的是重量为100枚×4铢/枚=400铢的金属铜。这个人可以把这些铜钱熔化，重新铸造成铜钱，同时确保新的铜钱比原先的铜钱要薄一些、小一些。假设此人铸造出的新钱每枚重量为2铢，则他就可以得到400铢÷2铢/枚=200枚铜钱，获得100%的暴利。事实上，甚至可以让每一枚新铜钱只有1铢的重量从而获取300%的暴利，这是盗铸屡禁不止而且越禁越疯狂的根本原因所在，结果是“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30}。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帝国秉政者面临的主要难题。此外，国家铸造铜钱必须是足额的重量，而民间盗铸可以将铜钱铸造得极为轻薄，盗铸的本质即是民间对政府财富的掠夺。

    张汤深知其中的奥妙，但他已经顾不上做出根本的解决，当务之急在于立竿见影地为武帝的内政举措和对外战争提供出巨额经费。观察张汤的做法，可以清晰地想见当日帝国财政的吃紧以及武帝所需的迫切，张汤甚至已经没有时间开采铜矿铸造更多的铜钱，他选择凭空制造出巨额的货币交由武帝开支，这就是白金、白鹿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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