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尊者的罪身——张汤之殇（24）

    个中原因在于两者的不同属性和功能使然。东京时王充所著《论衡?程材篇》颇能道出兼用文法吏和儒生的精妙之处，“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即是法家严刑峻法而由文法吏实现其攻击性的作用和行政性的日常操作，王道则是儒家道德教化而由儒生官吏实现礼义廉耻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前者多为酷吏而后者多为循吏。

    帝国对官吏的最高要求就是儒、法结合，也即王粲所谓的“吏服雅驯，儒通文法”。因此，文法吏与儒生官吏之间并非截然分开，真实的趋势是彼此学习、取长补短。公孙弘虽以儒生担任丞相，又对文法吏所擅长的法律法令、行政事务等学问痛下工夫，“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武帝）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东京酷吏黄昌“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也是先学儒术后习法律；董仲舒著述《春秋决狱》，究其本质也是儒法合流的体现。

    文法学问是儒生所缺乏的实践经验和技巧，儒家意识形态又是长于事功的文法吏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必须补充的内容。因此，文法吏学习儒学也就不足为奇，循吏黄霸“少学律令，……因从（夏侯）胜受《尚书》狱中”。神爵三年（前59）出任丞相的丙吉，原本出身狱法小吏，后来学习《诗》、《礼》，皆通大义。此外尚有薛宣、路温舒等人俱为实例。武帝用张汤和儒生终军对博士徐偃定罪，可算是皇权兼用文法吏、儒生的典型。

    在很大程度上，两汉酷吏是最后一批没有完全实现儒、法结合，而保持着传承自秦朝的文法吏而已。

    十三　白币五铢钱

    时间已是元狩四年（前119），这是武帝锲而不舍地向千古一帝冲刺的第二十二个年头。《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记载本朝开国以来，“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然而“千古一帝”四字需要耗费无数的金钱以及数十百万性命，方可堆积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武帝已经将帝国奠基以来七十余年积累的国家财富消耗殆尽，帝国财政濒临破产。

    建元三年（前138）、六年（前135），武帝两次出兵闽粤援助东瓯和南粤；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为通西南夷而修建从蜀地至夜郎（今贵州西北）的道路；元光二年（前133）武帝诱歼匈奴的马邑之谋失败后与匈奴绝好，分别于元光六年（前129）由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将军，元朔元年（前128）、二年（前127）两次由卫青与李息，元朔五年（前124）六年（前123）两次由卫青、元狩二年（前121）由霍去病、元狩四年（前119）由卫青和霍去病七次出击匈奴。军费犒赏之外尚有赏赐率部投降的匈奴浑邪王和饲养战马诸种支出，以上武帝外事四夷所费钱财保守估算已达二百七十余亿钱{2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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