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风起兮（9）

    但不等于说实行仁政就要回到从前。在陆贾看来，人们不该厚古薄今，“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新语·术事》），治国理念都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被过去的理论所累。具体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君主要讲仁义，君主也要选拔重仁义的人才担当官吏，如果重用李斯、赵高这样的人才，结果可想而知。

    君主固然要讲仁义，并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道德修养。但在具体治国实践中，无需满口仁义道德，而是要做到“无为”，显然这一认识来源于老子思想。“无为”理念是针对秦帝国的过度有为而提出的。在陆贾看来，秦帝国四面出击，刑法太严，赋税太重，徭役频繁，四处扩张，把国民压得根本喘不上来气。“无为”理念说白了就是与民休息，不过度与民争利。

    在陆贾这里，“无为”理念只是以德治国的翻版。虽然他也认为“无为”才是治国的大道，但他依然强调君主要实行仁政，抛弃秦帝国的“唯刑主义”。陆贾只要求君主应该这样，问题在于君主往往就不这样。

    无论怎么说，陆贾希望君主做道德楷模，仁义的化身。君主犯错了怎么办？俨然只能靠上天的警告，明显的是异常的天灾发生，不过陆贾对热衷灾异学说的人很反感。他相信唯有用统一的政策、思想才能把国家持续地治理好。他也不赞同知识分子跑进山林隐居。在他看来，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好人都进山林了，坏人自然当道。问题在于，好人在政治中总被欺压，而靠君主的裁判，结果往往是坏人胜出。这似乎成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陆贾在本书中，重要的是提出了无为理念，也是他本人对儒道互补的创造性发挥。这也是帝国当前的客观现实。秦帝国就因太有为了，极端地冒进，跑步进入理想社会。结果多年的战争导致经济崩溃，人们再也经不起战争了；而初建的汉帝国竟然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官员们上班需要骑牛。无论如何自我心理安慰，但一想到此真让人汗颜。

    帝国无力解决边疆困境，不但土地被侵占，还要采取和亲政策，尽管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和亲的宋与明死得都比较惨，这两个帝国严格遵守华夷之辨。

    和亲政策是无奈之举，是让步政策，刘邦极不情愿。南方的南越也趁着中原大战宣布独立。老刘封长沙王的领土包括长沙、南海、桂林、象郡，而实际上后三地都在南越国的实际控制区。作为异姓王长沙王之所以没有被撤，首先是因为他实力太小，其次他起着屏障作用。对南越问题，刘邦与陆贾很清楚，在军事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刘邦只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负责出使的便是陆贾。

    帝国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决定了帝国不能在极度虚弱下有重大行动，只能默默无闻地从基础做起。从政策上解决人口流失问题；让战时出走的人们回到故乡从事农业生产；把大批的军人复员投入新帝国的建设当中；减少民众的各种负担；安抚战时受到冲击的地主绅士；中央对地方的诸侯国不进行过多干预。

    这些政策措施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帝国始终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治国思想，完成于公元前196年的《新语》填补了这项空白。

    想要变革一个国家，首先要变革人的观念。观念与实践哪个更重要，直到现在中国人也没弄清楚。言说的认为观念重要，行动的认为实践重要。本来两者非常紧密，却被人们无情地割裂。没有观念作为指导，任何行动都是盲目的、短暂的。帝国的无为观念来源于传统文化，对无为解释最为到位的便是黄老之学。陆贾采取拿来主义原则，把儒道治国理念融合，作为帝国的治国思想。不管这一思想潜在的主旨是什么，道家的“无为”思想在表面上指导了帝国六十余年，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才更为清楚地看出“无为”治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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