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2）

    明朝总兵官，无品级无定员，大小差异极大，其最高者为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通常或挂将军印或以公、侯、伯、五军都督任之，其等级甚高，如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的毛文龙，后来的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祖大寿，平贼将军左良玉等人就均是这一级别的总兵。在其下，又有镇一路的分守总兵、守一城一堡的守备总兵及与主将同守一城的协守总兵等等。由于这里提到的总兵与巡抚并列，且其后又有“监司、副将以下……”一句，则可知应是指与一方巡抚相仿之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或挂将军印的总兵。

    除杨嗣昌传外，在《明史·杨镐传》中，则又一次明确地说到了尚方剑的具体用途：“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

    由此可见，这剑是斩不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员的，只能将巡抚和镇守总兵一级的官吏不经奏报就地撤职，但却可以斩杀巡抚和镇守总兵以下的监司、副将等官吏。

    所以从律法角度看，袁崇焕即使手中有尚方宝剑，当场诛杀挂将军印的镇守总兵毛文龙，这也是属于非法擅杀，即便杀得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除非他持有崇祯特许的诏命。

    综上所述，毛文龙就是有可杀、该杀之罪，袁崇焕斩毛文龙这一举动，既缺乏当场格杀的必要性，也不合乎当时法度，是以无论从后果还是法律程序上来看，这都可以说是欠考虑和不甚周全的，并非完全无可指责。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各种外部因素外，亦源自于袁崇焕激烈而“果于用法”的个人性格，因此若论及袁崇焕日后身死的悲剧，不得不说这其中肯定是有着袁崇焕个人缺陷因素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祯的性格缺陷以及党争等各种外部因素。

    我想，此事件发生后，即使崇祯在事后站在了袁崇焕一面，但他当时心中对袁崇焕“未杀不以请”这种不经上奏就违律擅杀一品大员的行为是否有微词，只怕真是未知之数。这也许就为袁崇焕日后之死，埋下了一个致命的祸胎。

    三、  归降之由

    那么，身为一品大员的毛文龙为什么会有勾连后金之心呢？如果仅仅是与袁崇焕个人有矛盾，显然还并不足以让他有叛明之心。因此，必须深入探究毛文龙归降后金的动机和利益何在，才能理清楚这桩公案，而不是只注目于他骄纵难制等表面现象。

    事实上，毛文龙是有着充分的个人原因和强烈的动机促使其归降后金的。

    关于辽东地方对后金的战事，崇祯和相当部分大臣开始就达成了一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想全局部署辽东战局，就必须要把拥兵自重骄纵难制的毛文龙，自皮岛移镇出来，将他置于辽东战区最高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不再让他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

    袁崇焕自孙阁老高阳先生经略辽东时起，就在辽东战守，对辽东各地的地理、将领、军力、民情都相当熟悉，此刻督师辽东，对移镇方案的支持自然更无须说。

    其实北京朝廷想将皮岛移镇至宁锦的意向，早在天启年间就有了，不过被毛文龙以各种手段阻止或拖延，又勾结魏忠贤，最后终于不行。当时为了达到不移镇的目的，毛文龙曾对朝鲜“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拦阻赵佑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之后又威胁朝鲜为他张本，要朝鲜国王“上本请留”《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仁祖大王实录四年。，最后甚至私杀前来商讨移镇的赵佑，才终于把这事给拖了下来——天启时山海关旗鼓赵佑，为移镇事奉命前往皮岛，结果为毛文龙拦之于石城岛，而后不知所终。而朝鲜仁宗实录四年八月辛亥载有朝鲜官吏报告说“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七年七月丁亥，朝鲜右参赞张经世则道：“毛鹘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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