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0）

    天启二年（1622年），孙阁老以大学士巡边，以为王在晋不足付以封疆事，遂自请督师辽东，时以袁崇焕有担当而倚为左右手。

    然而崇焕上任伊始，就显露了他性格中“果于用法”的一面：

    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关于此事来去，孙阁老幕僚、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则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此处“兵几变”一语，可见袁督师当时核虚伍斩其人后果之不测。与此相对应的是，孙阁老在天启二年巡边回来后，在评说关外诸将吏时就这样点评袁崇焕道：

    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熹宗实录》卷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

    “英发有担当，取其志”而“尚欲炼其气”以致大用，这就是孙阁老对袁督师的点评和期许。作为袁崇焕的直接提拔者和顶头上司，孙承宗对袁崇焕的这一观感，应该说是极中肯的。

    督师“果于用法”，而容人不及阁老，亦是当时将帅对其之时评。后来抚定皮岛军哗的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多有论者对此人误解颇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为督师下狱被杀而公开抱屈者，也是袁督师入卫京师时的军中将领之一，然其亦道：

    公（孙承宗）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边事小纪》序。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相当公允的。

    至于毛文龙者，固然桀骜不逊不受节制，其行亦足可论死，但也不是非要当场斩杀不可。

    首先，袁督师以寥寥无几之护卫赴岛擒杀毛文龙，而毛帅之群下不敢动，由此可知若督师擒之而去，则其部下更当投鼠忌器，短期内当不至有什么失控之举，因此未必定要当场斩杀毛帅。也就是说，当时缺乏杀毛文龙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擒之乃至“请”之离岛亦可。

    其次，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且谋叛，乃是因为看了后金的皇家秘档才知道的，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通敌证据确凿。但在当时情形下，督师即使自降人（譬如刘兴祚）处得到毛文龙暗通后金之消息，也不能算证据确凿，更无法藉此为凭而定毛帅叛逆之死罪，所以在他用来斩帅的“十二罪”里，通敌这一项就说得比较含糊，并没有十分明确。在此等情形下，督师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以急迫性和必要性而言，固然无需如此，在通敌一项的证据上，也确实稍嫌不足，故而督师如此处置确实有所失措。但如果看他为监军时“核虚伍，立斩一校”而“果于用法”的作风，则可以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次，在杀与不杀之间，未必没有可以权衡的利弊。

    毛文龙官居一品兵镇海外，虽然按大明律，在“八议”之“议贵”、“议功”之列，通常情况下，有死罪也可免之，要动他需要“实封奏闻请旨”才能判罪。然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成化年间有上命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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