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9）

    因此，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造成的影响。也许会有人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的前后谈判，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责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六函三十五册。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阔科事件而一直疑其心罢了。

    所以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实在很难说是否会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盖其归降之意，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不杀毛文龙，光凭这些书信中所谈之谋——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及登莱二府以及率军登陆投诚后金，亦无人可保毛文龙以后就不反了，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若不然的话，只怕东江一镇可能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

    另外，由于皮岛和后金两方来往均需自朝鲜过境，而朝鲜更需要负责双方使者的起居饮食，因此对双方交往之情形相当清楚。在毛文龙死后，《李朝仁祖实录》说朝鲜方面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之举，“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地方对毛文龙以及“斩帅”事态度之一。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余以为袁崇焕“斩帅”斩得并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亦是偏激过责之论。此外，樊树志先生在其前后数部论及袁、毛公案的著作中，始终对《满文老档》中这些对毛文龙案至关重要的书信不提一字，此举亦显然有失公允。

    二、斩帅是非和“尚方剑”

    但是，袁崇焕“斩帅”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那是否就可以说袁崇焕在此事上的处置上就无可指责呢？

    显然不可以。

    毛文龙死得不冤，但不一定非要当场诛杀不可，而且就动用尚方宝剑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一事而言，袁崇焕这样处置的合法性，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上，也绝非无可指责。

    督师公忠体国，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自无待言，然性格过于刚直，甚至可以说偏激，以至处事全无转圜余地，容易激变，却是其个性上的一大缺陷。谢国桢谢老指袁崇焕斩毛文龙是“纯由私人挟嫌”固然不对，但其中确实也有袁崇焕个人性格原因，此亦无须为先贤讳。

    对袁崇焕身上的这个缺陷，明末辽东防线和关宁铁骑的奠基人孙承宗，曾一度大为恼火，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孙承宗孙阁老，文武全才武功赫赫，论胆略、学识、才干，于明季实不作第二人想。他经营辽东时，只论拔擢和收归帐下的文臣武将，便皆为当时上上之选。大帅良将如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满桂、马世龙等，谋士干吏则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俱可称一方雄才。他的军事理论及思想，在中事史和兵器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他，主持编写了《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开肇了明朝军队系统研究火器使用理论的基础。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辽东部队进而条例化、系统化、规模化地运用火器，最终在袁崇焕手上成就了明季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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