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1）

    在陈子龙对马士英的评价中，有说其人性格因“久历封疆”而“傥荡不羁”，这话确实不错。此处的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儿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说起来，这马士英和张溥交情，应该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他籍贯贵阳，万历末年出仕，天启朝知河南、大同一带，随即去了山西，其时和张溥并无大的交集。而阮大铖与张溥倒是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戴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也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江海豪杰气，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再看他与顾锡畴之语，说自己于阮大铖一事上，“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足见其确实是“傥荡不羁”的意气之人，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而这些，也确实和是否要翻“逆案”全然无关。

    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并无好感的崇祯、弘光两朝的老吏李清，对东林党人的态度也不太看得过去：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又，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章第四节“弘光朝内部党争激化”的注释中考曰：“姜曰广《过江七事》云：士英已而时录一小词示曰广：‘若使同官不相妬，也应快杀窦连波。’夏完淳《续幸存录》所记‘阳台歌舞世无多’作‘阳台欢舞世间无’。《鹿樵纪闻》所引字句与夏基本相同，但‘快杀’作‘乐杀’。姜曰广为当事人，所记可证确有此事。”

    马士英当政之初，起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此诗中，他援引前秦秦州刺史窦滔的故事，以作《璇玑图》的窦妻苏若兰比刘宗周，以窦的宠妾赵阳台比阮大铖，对无法调和双方的遗憾之情，溢于纸上。因此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批评道：

    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褊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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