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2）

    顾诚先生此段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将东林骨干们思想之狭隘僵化、门户之见深入骨髓等陋状批得淋漓尽致。

    刘宗周等人所言，实在过于拔高马士英当政、阮大铖起复之作用，可后世往往为其所惑。实际上，当时就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如弘光被灭、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就道：“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确实，阮大铖何才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与否而牵动江左兴衰？即使换了东林党人掌握实权，又能如何？所以这说到底还是东林党人惧怕弘光趁机报复东林，二则担心逆案中人报复东林，所以就抬了那么大一顶帽子出来，可实际上这压根儿就和江左兴衰没什么关系。

    而黄宗羲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

    事实上终弘光一朝，“逆案”不但没有翻，反而倒有下令说“逆案无得乱雪”李清：《南渡录》卷四。，而逆案中真正得以起复者仅阮大铖、杨维垣、张捷寥寥数人而已，且这几人也确实都非魏党。阮大铖之事前已有论，杨维垣入逆案则是由于他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意见相左，又在魏忠贤倒台后与阮大铖《七年合算》疏中意见一致，认为东林通王安也是通内乱政，因此被打入逆案。而张捷此人据《明史》诸传及李清的《三桓笔记》等资料看，其“为官清干，居家孝友”，口碑还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时和魏大中等人在“三案”问题上意见相左，此后和东林党人互相攻击不已，故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对其不断地进行攻击和排斥。可即便是这样，杨维垣本人也一再说“逆案”不能乱雪，不然被昭雪者亦面上无光云云。说起来，这几起其实全为东林党人为打击异己分子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这些人根本就不是魏党，只是和东林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而已，这平反昭雪原是应当之举。

    因此江左之兴衰，实因部分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持之以恒地搞党争、继续其丑陋狭隘的门户之见，导致原本可以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一朝之间分崩离析，而不是因为什么马士英当政和阮大铖的起复而致。

    那些东林党人对马、阮攻击的另外一说，则是指控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对应“逆案”，蓄意制造“顺案”和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借北都之难来迫害东林党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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