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0）

    最关键的是，马士英本人自来甚少门户之见，如东林系的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其自撰的年谱中就道：

    贵阳（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陈子龙诗集》附录二《陈子龙自撰年谱》。

    且他对东林亦无任何敌视，不但没有敌视，他主观上还是非常想和东林修好的，也确实花了大力气，做了相当的举措维护了东林体系人士，着实救了不少东林体系人士及他们家眷的性命和仕途。一位亦属东林体系的求社、几社成员杜登春这样说道：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即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杜登春：《社事始末》。杜登春是陈子龙好友，同属晚明文学流派“云间派”。柳亚子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其中“湘真”指的是《湘真阁集》，作者便是有“云间绣虎”之称的“云间派”首席陈子龙；“玉樊”指其弟子抗清烈士夏完淳的《玉樊堂集》。杜登春与夏完淳也是好友，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十五岁时随陈子龙和其父起兵抗清，其父先殉国，夏完淳亦于顺治四年被洪承畴俘杀，时年仅十七岁。他的尸体由杜登春送还松江，葬于小昆山下荡湾村其父夏允彝墓侧。夏氏父子著有《幸存录》、《续幸存录》，内容大体为东林事略。

    再者，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的问题上与东林党诸人闹僵之后，亦未尝便有敌对之意，他还是试图与东林党人搞好关系。双方出现裂隙后，他与东林名士姜曰广有天在内阁闲聊时，说起复社领袖张溥乃“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嘲讽他道：“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马士英当时的回答就颇有委屈意，道：“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言语中这一个“拒”字，可见其人对东林本无恶意，且颇有归东林之意。当时另一位东林系大臣高弘图也在场，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居中周旋，马士英于是“颇有和解意”李清：《三垣笔记》卷下；《明通鉴附篇》卷一，下。。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何以最终双方依然闹至不堪收拾而决裂？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东林党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以及那些自私甚至嫉妒之心。

    三、五百年作者、有明一代唯一诗人之奸臣阮大铖

    东林一脉孜孜不倦针对的，便是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双方因此至水火之势，此事亦往往被东林一脉及后世史家举为马士英企图为魏忠贤“逆案”阉党翻案的证据，也是马士英名登《奸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这阮大铖的生平事迹以及和东林的恩怨也必须要仔细说说才成。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甚至被推许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乡里。他先前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之品格固不值一提，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哪知东林骁将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大，是以他们欲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归庄集》卷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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