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1）

    而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明季北略》卷十九：宜兴（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铨）也；奔走而灵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

    周同谷《霜猿集》诗注：“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孟森先生校记云，有一本于“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

    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等诸书亦有张溥等人以贿起复周延儒的相关记载。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也，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且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栩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一时间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指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正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狠男人网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收藏狠男人小说网(www.41n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