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9）

    随即史可法陛辞，离京督师，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

    其实在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后，史可法等人已知与“拥嫡”派有隙，再加前阵首鼠两端，反对本来就伦序当立的弘光帝继位，搞“拥桂”、“拥潞”等方案既得罪了弘光，又导致定策之功全归马士英与四镇武将，照这势头搞下去决无好果子吃。于是他们急忙开始为拥立弘光帝的马士英及四镇请功，试图以此换取弘光帝及马士英、四镇将的好感，同时开始拉拢上游坐拥重兵的左良玉，以图日后抗衡四镇。

    史可法遂于五月八日上疏，奏请将黄得功、左良玉自伯进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封伯，马士英和卢九德两人之功则合诸镇之全，爵赏应另行商议，群臣也均附议之。

    可惜的是，史可法之前在“拥桂”时大肆抨击弘光不当立的“七不可”之事，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得到弘光的好感，因此后来史可法之离京，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亦不得谓其中完全没有避祸之意。

    而弘光本来就穷困潦倒好长一段时间了，刚知道自己是伦序当立的第一合法继承人，正满心高兴之际，突然又被东林诸人纯粹出于私心杂念的“拥桂”、“拥潞”行动搞得差点无容身之地，于是万般无奈、狗急跳墙之下，去找了那些原本不上台盘的镇将来支持自己，这才惊险万分地夺回了皇位，他此刻对马、卢、四镇将等正是感激不尽的时候，对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的不满甚至仇恨之心则可想而知；而这些“拥嫡”的人马，原本只是地方官员和偏裨之将，只有一个高杰算是总镇级总兵官，此刻都知自己有定策大功，正指着这桩功劳富贵呢，所以这会儿再怎么封他们，他们都会觉得这全是拜弘光和马、卢等人所赐，且本就是应该的，决计不会领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这个情。

    更糟糕的是，马士英此时已不是加几个空衔能打发掉的，他要的是实际权利，要的是入阁，他觊觎的是首辅之位。但史可法等人不但没有满足他，甚至还试图让他继续长驻江北督师，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有心将他排斥在南京权利圈之外。而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的举动，显然是弘光、马士英、四镇将早有预谋发出的权力更替信号，因此五月九日马士英便自请入朝，且不等弘光答复，表章一出就动身直入南京，若非事先与弘光有默契，他马士英焉敢至此。

    黄宗羲对史可法等人此种“亡羊补牢”的举动的看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评论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确实无能为矣。

    五月二十日，史可法黯然离开南京，过江前往淮阳督师。

    诸多史籍以及后世史家评论，都将此事件中“史出马入”之结果，作为弘光朝的转折点，认为自此小人当道朝纲日坏，最终导致弘光朝很快就覆灭了。

    事实上这又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观点，此种说法究其本源，依然还是出自部分东林党人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杂念以及狭隘的门户恩怨之见。

    在史可法过江北督师后，弘光朝中的形势依然还是不错的，单只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之去留，其实并不影响大局。当时东林党人如愿以偿，新晋的朝中大臣人选基本都是秉东林党人的意愿所拔，大多是东林骨干，而在野又名声甚高的刘宗周等人亦先后被起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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