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24）

    但是别忘记了，言官与清议可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倘若哪位言官由于投靠某个势力而惹了清议，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大的权势，那么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使得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到行动，都得以秉持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恰恰就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而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正好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是这个群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他们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好处是一切道德占先，坏处也同样是一切以道德占先却不讲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只会空谈。

    又因为内阁体制变迁，使得内阁实质上逐渐回复到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权力极大，坐此位者莫不试图长保，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和延续。而真正的道德占先者则因刚者易折，往往坐不长这个位子，能坐长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于心计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学问就极好，但却全然没有政治和经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内阁也没用，倒是周、温、薛一类的反而能颠倒众生，长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进而压制言官，再加上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道理胡来一气，言官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经常占着理，在民间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种状况，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

    七、针对士人们的“殿廷杀人”的廷杖制度

    然而，即使是此种不多的难能可贵的士风士节，在起始于朱元璋蔑视仇视士人的心态及因此产生的陋制下，也于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不断遭受惨重打击。

    在明朝前期，除明太祖重八和尚偏好鞭杀、杖杀朝士，时常兴大狱摧残士人外，之后的永乐“靖难之役”和永乐夺位之后的大清洗属非常时期之非常手段，当属例外。和仁、宣朝，由于皇帝尚算清明，鲜有触目惊心摧残士人之大案。即使到英宗“土木事变”的王振肆虐时期，其政治虽日有颓势但于此节上却并无太大改变，盖因其无法对士人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摧残。这固然有其他原因，不过也与当时职权尚在府部有着很大关系，如于谦等六部尚书虽不能改换江山一洗朝风，可制衡、匡翼之力还是有的，而朝士之势亦颇强，群臣在代宗面前毙杀王振余孽马顺就是一例。其后虽有宪宗朝之权宦汪直为祸，但随即又有孝宗长达十八年的“弘治中兴”，因此对朝士之态度基本属有消有长的相持之态，未出现摧秀木的大风浪。

    然自正德、嘉靖起，因皇帝及权臣受到的制衡越来越小，自皇帝到权臣，包括极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在内，个个作威作福，活人杀人决于一念之间，遂开始了对士人长期的、大规模的摧残。如以制度而言，尤以有“殿廷杀人”之称的廷杖制度为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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