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7）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尽管多数朝臣的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更有部分朝士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因此在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著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或者叫“议大礼”事件，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而其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因此比较值得细谈一番。

    三、嘉靖朝“大礼议”中的皇帝和臣子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首件大事当然是继承大统的人选。因此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要讨论后继者为谁的问题。

    内阁首辅杨廷和高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成员也都一致赞成这一议案，太监们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之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刚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这位兴献王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却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种走法和安排，乃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不是即皇帝位的路线。

    别看朱厚熜年纪小，才十五岁，但他是嫡系宗室，受的教育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显然还很聪明，当下他严词拒绝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然后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小嘉靖的表现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极其有理有节，胜得非常之漂亮。而且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所谓名正言顺，他既然没做过武宗正德皇帝的太子，当然也就不用去认武宗做父亲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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