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6）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导致的客观结果，是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之风气，破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明通鉴》卷六十八。。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执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执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1631年）明军兵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利害，有利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变了味道。

    二、思想演变和士风之变

    就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对节操和伦理道德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低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是对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极大阻碍。</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狠男人网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收藏狠男人小说网(www.41n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