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5）

    通过这几次的京察斗争，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也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这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轮到东林骁将星来主持。他趁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贤门下，终于形成了之后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之大部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二章。，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帮派和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这一点都莫不如此，其间没什么区别。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基本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巳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巳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巳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巳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道：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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