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治乱兴亡的制度问题（2）

    政治的普遍传递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检验标准，它可以检验出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普遍制度，这对于今天世界的政治问题尤其重要。比如说，如果西方国内民主不能推广成为世界民主，如果西方国内自由迁徙不能推广成为世界自由迁徙，如果西方的人均占有资源不能推广成为世界的人均占有资源，如此等等，就证明了西方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普遍推广的制度，不是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制度，它只利于一国之私，而有损世界共同利益，所以就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制度。西方政治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以世界利益为重的政治世界观，而只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观念，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思想缺陷。

    周的天下体系在保证冲突最小化方面比较成功，但在创造合作最大化方面则相对薄弱，这一弱点正是周体系衰落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不算是周政治的错误，当时经济水平很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合作，因此，周体系的“世界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形式性和象征性的，虽然也有实质性合作，但总的来说并不密切，至少没有密切到各方利益互相依存的程度。其中的朝贡巡狩关系虽在政治管理上有些实质意义，但象征意义更为突出；至于赋役，虽是经济关系，但远远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最有实质意义的可能是军事合作体系，但天下体系是和平主义的，发展军事显然不是政治重点。事实表明，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吞并，周王室的军事力量已经衰弱，无力征讨作乱的诸侯，甚至无力自保。总的来说，周王室在天下体系中更主要是个精神或文化领导，在建立实质性合作上成就不多，而缺乏实质合作就必定无法长期维持密切关系。可见，一个成功的政治体系不仅要保证冲突最小化，而且还需要发展合作最大化，合作最大化甚至比冲突最小化更重要，因为前者蕴含后者，而后者并不蕴含前者。事实如此，周朝后期诸侯们与周王室越来越疏远，乃至独行其是而使天下体系名存实亡。

    天下兴亡是与社会治乱密切相关的另一政治根本问题。如果说社会治乱是统治的存亡问题，天下兴亡实质上就是文化存亡问题，而文化存亡深刻地关系到社会治乱。文化是政治的一个精神条件，如果文化堕落，人性丧失，政治也就失去意义，世界就回复自然状态，这是天下之亡。周公们已经意识到“文化政治”这一深刻问题，不仅制定了统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刑政），而且还创制了文化制度（礼乐），不仅规划了制度文明，还设计了精神文明，这两者构成了今天所谓的“软实力”。文化是“心的制度”，是一切制度得以落实履行的人性条件。政法制度规划了社会，而文化制度重新创造了人，把自然人变成道德人。中国人喜欢说“做人”，也是此意。只有把人做成道德人才使人真正成为人，道德人是人的完成式《礼记?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这是对人的二次创造。人对自身的二次创造只能靠人自己，上帝也无法替人完成道德人的创造，因此，无论上帝是否存在，人成为人只能是人自己的事情。上帝创造人身，却不能创造人心。中国对神没有深刻的兴趣，由此可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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