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治乱兴亡的制度问题（3）

    政治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充满冲突纷争的坏世界，政治制度和道德原则是人们解决冲突的两大方法。儒家力证道德才是根本，政治无非是道德的一种应用，所谓“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儒德不同于周德，儒德纯属道德，周德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含义），善治无非是落实为政治的道德《礼记?仲尼燕居》：“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于是，做人（创造道德人）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而不仅是伦理问题。只有当人被转化为道德人，才能够达到心之治，而心之治是政之治的根本保证，如果能够解决治心问题，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冲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治心就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儒家尤其看重礼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甚至相信礼乐状态直接表明了社会治乱状态《礼记?礼器》：“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经过儒家的解释，政治为主导的周思想就被改造为伦理为主导的儒家思想，它后来成为中国两千年的思想主流。不过政治问题没有儒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能简化为道德问题。儒家似乎不懂这一点。心之治有助于政之治，这没有错，但心之治意味着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因此反而可能误导政之治。儒家的伦理学转向虽然促进了伦理学的发展，但却削弱了政治思想的推进，因此，儒家对周思想的片面和简单化改造恐怕失大于得。这是后话。

    礼乐治心指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化政治”问题：（1）文化不是政治之外的事情，相反，它正是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2）文化政治与国家政治不同，政权的颠覆只是亡国，而文化的堕落和崩溃则是亡天下，因此，天下兴亡归根到底是文化兴亡问题。（3）文化政治就是心的治乱问题。治世必须治心，如果人们普遍道德沦丧，人民集体堕落，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也恐怕无能为力，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法制度都无法拯救社会秩序。亡天下将是一切政治的终结，因此，文化兴亡、天下兴亡和人性存亡是同一个问题，文化之亡就是天下之亡，也是人性之亡，所以孔子最担心“礼崩乐坏”。（4）只有伟大的文化才能够创造丰富的生活，才能使生活和社会充满活力，才能以其魅力去吸引世界万民，使天下归心，四海宾服。政治的最后成功依靠的是文化的成功，而文化的成功在于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其标志如孔子所说的：好的政治要达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即此处人民满意，远方人民都愿意来模仿甚至加入这种政治体系。总之，周公创制礼乐而定义的“文化政治”基本原理是：政治影响力最终取决于文化影响力，政治成功最终取决于文化成功。

    礼是分别正确对待一切人和事的规范体系，它规定不同的人得到与之相配的不同待遇。礼是一种制造特殊化的制度，它关心的是一切事物的特殊性，而不是事物的普遍性，它试图给所有事物定义特殊的身份，并且确立与身份相一致的可识别的符号系统，所谓“正名”，于是，礼就几乎成为一种语言，它能够把一个事物说成是什么，这一特别语言规定了所有事物的身份和价值。就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限定了人们可以说的话，礼的名目和规则限定了人们可以做的事情，同样，人们习惯于语言让人说的话而不胡说，也会习惯于礼让人做的事情而不非为。礼意在分别，乐则为了合同，乐是用来表现普遍人情从而沟通心灵的方式。人虽不同，人情却相似，不同的人在相同的表达方式中能够超越隔阂与敌意。对人情的表达也是的一种满足方式，尽管是非实在的虚拟满足，而正因为没有真的兑现，因此反而能够让得到更充分的象征性满足，虚拟的满足既能平息，又能形成心灵沟通，所以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记?乐记》。。按照儒家的想象，礼乐兴则天下兴，成功的礼乐教化能够达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记?乐记》。。这是儒家典型的一相情愿。

    不过儒家对审美生活的重视却是天才的政治意识。审美生活表面上离政治很远，但艺术感惑人心，移风易俗，影响深远，因此是政治的重要可用之资，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同上。。孔子力推“诗”作为审美生活的榜样就是因为诗三百“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假如一个政府愚蠢到纵容甚至支持淫邪低俗、粗鄙弱智的审美生活，就几乎是在为亡国亡天下创造条件。庸俗的审美生活使人民弱智化和丑怪化，它所生产的愚民和暴民是乱世之根，这是一种政治自杀。道理虽是这个道理，不过，要证明高雅正派的审美生活好过淫邪低俗的审美生活并不容易。有个故事说魏文侯问子夏，为什么他一听高雅正派的音乐就昏昏欲睡而听到淫邪低俗的音乐却兴致勃勃？子夏花了很大气力论证那些正派音乐如何好如何健康，而坏音乐如何低劣之至，甚至需要倡优丑怪的无聊逗笑作为加料，简直算不上是“乐”而只不过是“音”而已。如此讲解似乎没达到什么教育效果。子夏或许证明了好音乐的高水平，却始终不能证明好音乐更有吸引力《礼记?乐记》。，这正是要害所在。儒家想象了教化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却没有想清楚如何才能让教化获得成功。对美好事物的幻想多于理论研究，这是儒家的局限性。

    移风易俗是无比艰难的社会工程，因为没有一种伦理规范能够限制人性的堕落。先秦诸家就已经发现了儒家计划的多种困难，如老子认为儒家礼教非但不能改造社会与人性，反而会滋生伪善；墨子则相信，如果只是亲亲，而做不到“兼爱”，儒家礼教就仍然是在制造社会矛盾，而不是在克服社会矛盾了；法家又发现，儒家的道德治世计划基本无效，即使有些微小用处也不得要领，只有法治才能建立稳定的公共秩序和长期有效的社会信任。如此等等。这些批评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指出了儒家的种种弱点。可以说，周的礼乐思想正确地指出了文化治理是政治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问题是深刻的，但远远没有解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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