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治乱兴亡的制度问题（1）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在解决社会治乱和天下兴亡问题上是有效率的，就是好制度。于是，治乱兴亡就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原则，是制度效率和质量的评价标准。治乱兴亡作为政治分析和评价标准有着理论上的优越性，因为治乱兴亡是客观标准，基本上不受制于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之类的主观意识，而仅仅与社会的事实状态有关，就是说，治乱兴亡是事实上可客观描述的（descriptive），因此超越了主观叙事（narrative）。显然，一个社会的有序或失序程度是可以客观分析的。“治”意味着社会具有良好秩序，人们愿意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而且没有反对和破坏这种社会秩序的积极性；“乱”的意义比较复杂一些，一般地说，“乱”意味着社会失序，但如果一种“乱”能够结束另一种不可救药的“乱”，并且社会秩序因此得以重建，那么就是一种积极的过渡性的乱，这就是革命。不过这种乱是不得已的策略，本身并非良好状态。治的客观性在于它只要求一个社会是有序的，而没有预设社会的特殊价值偏好，任何一种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不考虑意识形态观点或者什么主义。“治”所关心的是：（1）一种制度如何才能形成社会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化；（2）一种制度如何才是足够稳定可信的，并且因此足以形成社会信任。

    以治作为政治分析原则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它非常简洁，客观中立，避免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因此能够对制度设计的得失进行明确分析，也能够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客观比较。显然，社会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化必定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社会状态，它是发展对人人有利的任何事情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只要满足这一标准，一个社会必定是足够好的。同样，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定可信的制度。如果没有稳定制度和社会信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合作。至于一个社会偏爱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合适的，要取决于历史条件和时代需要，所谓形势。无论一种制度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的，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是美德主导的还是权利主导的，只要能够形成治世就是好制度。简单地说，治重视的是保证善的社会条件，却不准备限定善的特定内容。

    周的天下体系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治世。据说周政府“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如前所论，周的天下体系是从世界政治问题开始的，它以合理安排天下万邦的关系而建立一个合作的世界社会，比较成功地做到冲突最小化而保证了长期的和平。根据“无外原则”，只有世界制度才能够使整个世界得到治理而形成治世，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无法治理的外部空间，就存在乱世的可能性，因此，要治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归根到底必须治理世界。于是，治乱理论要求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普遍可传递的，即每个政治单位，包括从最大政治单位到最小政治单位的制度都必须是同构的而形成连贯通行的政治秩序。只有当一种政治制度在各个层次之间是无矛盾和可通行的，才能有效治乱，这样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普遍有效的关于政治制度的可传递性，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中更详细的分析。。普遍可传递性能够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普遍可信性。假如某个诸侯国犯上作乱，反对天下宗主国的政治权威，那么诸侯国内拥有食邑的士大夫豪族也可以模仿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因此，没有人愿意犯上作乱成为一种普遍被模仿的策略，而维持普遍可传递的政治秩序对于各级统治者都是一个稳定有利可图的策略。可见，普遍可传递性是保证一种政治制度具有普遍权威性和普遍可接受性的关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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