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增谁的税？减谁的税？（2）

    图11—2美国gdp在不同最高累进税率下的平均增长率

    第三，上面这个高税率时期，同时也是基尼系数比较低的时期，是相对公平的时期；而低税率时期同时也是基尼系数比较高的时期，是相对不公平的时期。按照公平导致低效益、扩大差异导致高效益的假定，基尼系数高的时期，gdp的增长必然高于基尼系数低的时期。而结果却恰恰相反：相对公平的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高于相对不公平的时期。

    总之，实证数据不仅证伪了高税率导致低增长的假说，还证伪了公平导致低效益的假说。

    “1－1＞0”

    怎么解释这些实证数据呢？

    市场经济每天都在大量地、严重地产生贫富悬殊。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给大家展现了美国过去三十年里人均gdp的增长与中等收入增长间的剪刀差。中等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人均gdp的增长，中下层的相对贫困日渐严重。这个剪刀差，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罗斯福认为它是货币利润动机导致的，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本性导致的。

    中下层不断恶化的相对贫困状况，导致了总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使经济在潜在容量以下运行，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通过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增加公共支出，或增加对中下层的转移支付，就可以达到推动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下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每1元的转移支付，导致高收入阶层消费的减少，大大低于中下层消费的相应增加。

    比如说，富有阶层多交1元税，其消费可能只减少02元；如果将这1元税收转移给中下层，其消费可能增加09元；如果转移给赤贫阶层，其消费可能增加1元。社会总需求因此增加。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做一个经济学推演。

    假定最高累进税率提高带来税收增加为Δt；最富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为Δcr；中下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为Δcp；提高累进税带来的有效总需求Δd的变化为

    Δd=Δt×(Δcp-Δcr)

    我们知道，中下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即

    (Δcp-Δcr)>0

    所以

    Δt(Δcp-Δcr)>0

    或

    Δt×Δcp-Δt×Δcr>0

    这就是“1-1>0”。

    这个公式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提高富人税负转移给穷人，实现社会公平，会增加总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实现均衡和效益。实现这个转换的是(Δcp-Δcr)，即穷人边际消费倾向和富人边际消费倾向的差。

    所以，提高累进税率有利于gdp的增长。

    相反，减税虽然增加了富有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却减少了社会的总有效需求，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幕后推手。此外，减税还可能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和中下层以举债度日的后果，任其发展将埋下金融危机的种子。

    我们在前文中指出，中国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税收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另一方面中下层感到税负较重。解决这个矛盾的切入点是调整税负结构，就是降低中下层的税负，提高富有阶层的税负。调整税负结构是调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公平的重要途径。调整税负结构的原则，不是要让尽量多的人纳税，而是要尽量让有能力纳税的人纳税。罗斯福当年就指出，按支付能力征税是税收的基本原则。他当年“均贫富”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个原则。“均贫富”是开征个税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功能。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问题。税制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国家的总体税收，而是调整税负结构。它对国家税收的影响至少应是中性的。中国需要有足够的税收来推动多项社会政策，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税负结构的改革同所谓“国富民穷”没有关系。中国的现状是富有阶层的税负较低，中下阶层税负太重，政府税收占比较低。换句话说，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相比，中国的情况是“国未富而民已穷”。为了解决贫富悬殊，中国迫切需要开征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税种，比如在降低中下层税负的前提下（例如提高所得税起征点），提高最高累进税率，同时开征财产税、投资收益税、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甚至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等等。其中企业税率我们需要多说一句。现在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结果大多数富人可以通过企业所得实现避税。

    简言之，中国需要减中下层的税，增富有阶层的税。改革税负结构，降低中下层的税负，是藏富于民的最好办法，惠及的是大多数。

    我们建议的这个加减法符合多重需要。它符合按能力征税的原则，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需要，是扩大内需的需要。在做这个加减法的时候，中国的步子需要迈得大一点，多一点紧迫感，要坚决果断地改变中下层是个税纳税主体的现象。这应当是个税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衡量个税改革成败的尺度。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人的负担就会降低。

    当然，增加的税收一定要有针对性地用于提高社会保障和中下层的再次分配。

    做到了这些，就能有效解决贫富悬殊，提高总有效需求。中国的民族产业将面临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容量，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其经济效益也会迅速提高。中国经济这个蛋糕就会迅速做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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