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3）

    这就是说，帝王们事实上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为了要依据客观规律办事，他必须艰苦地探讨治国的规律，而为了探讨治国的规律，他就必须受到客观规律的限制和制约，他要从读书、读史中学习历史经验教训；他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谏劝，有时甚至是尖锐而不容易忍受的；他要了解百姓的生活和情绪，顺从而不能违逆这种情绪；他要在实践中慢慢掌握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的规律，有时需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苦苦求索.有时则需在任性而造成的失败中猛省过来，这种失败的痛苦常是撕心裂肺的，像汉武帝误以为自己的太子谋反而送了他的命然后又惨然翻悔那样；……这一切都对帝王们造成了现实的限制，使他们在使用权力时必须谨慎从事，而那些杰出的帝王们，则能够从前人和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和学习，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使自己不致因使用权力过当而造成过大的失误，于是这就产生了封建制约制度：皇帝自己建立某些限制自己权力的制度。

    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在《美学》一书中说：

    就连现代的君主也不像神话时代的英雄那样是社会整体的具体的尖峰，而是一种多少是抽象的中心，限制在既已形成的法律规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圈子里。现代君主已没有权力去决断重大的政府事务，他自身不能立法；财政，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也已经不是他的专责，宣战与媾和也是由当前一般外界政治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却与他个人的领导和力量无关。纵使这一切方面的问题待他作最后的最高的决断，这些决断的基本内容也不是按他个人的意志，而是按照不由他个人作主的既已确定的情况，所以对于一般公众事务来说，君主的主观意志只是在形式上才是最高的……

    总之，在现代世界情况下，主体取此舍彼，固然可以自作抉择，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不管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是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而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①。①《美学》第240页。

    黑格尔在这里说的是近代社会，一切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受局限的成员，就连君主也不能是例外。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甚至说到，已经建立了城邦和法律制度的罗马人，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就已受到局限了②。②同上书，第231页。这就是说，建立了奴隶社会制度的罗马人，这一社会制度已经就反过来局限和限制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君主在内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有趣的思想。我们不妨看一看本书中所收录的属于奴隶制度时期的《向箕子请教》和《周厉王杀人止谤》两则故事。周武王革命，取得胜利后，反而要向战败国的大臣箕子请教治乱之道。这～做法本身就说明了，周武王胜利后并没有认为自己从此就可以为所欲为，反而用殷纣王灭亡的教训来告诫自己，这已经就是一种对自己的限制了；而箕子的回答，更是从殷商历代国君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包殷纣王破坏了这些原则而致败灭的教训，诚恳地说给周武王听。这当中，突出的一条原则就是，国君决不可以独断独行，凡有大事，必须同包括大臣、庶民、巫卜等各个方面商量，并且，更重要的是，倘若意见不一致，国君自己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了必须被否决。这是一种粗略的然而却又是明确的对帝王的制约制度，产生于奴隶社会中的制约制度。而殷纣王，正是因为破坏了这一制约制度而致败亡的。记载箕子谈话的《周书·洪范》篇，至少从汉代起，成为历代君王的必读著作（至于照不照着做，那情况则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看汉代以来的史书，记载臣下谏劝皇帝时，称引《周书。洪范》的例子不可胜数。因为《周书·洪范》篇中还说过一些类似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话，所以一般人们常以为臣下谏劝皇帝时抬出《洪范》来，不过是以上天的名义吓唬皇帝，或是借神道设教，使皇帝不敢过于为非作歹。这方面的因素自然是有的，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这里还保存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王须受到制约的制度，这也是许多著名的大臣看重《洪范》的重要原因。而《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则进一步引进了舆论监督国君的另一制约原则，而且明确地昭示，国君如果不接受这种监督而一意孤行，则他今后的下场将是十分不妙的。中国的史籍一直比较注意童谣、民谣，又有相传下来的搜集民歌以观民风的做法，我们须注意史家们在种种记载中的苦心；同时也应因此看到，这类故事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内涵的。

    倘说，在周武王那里，制约制度还只是从箕子嘴里讲出来的，周武王是否能真正照这一套做，毕竟于史无征，那么，从汉文帝到唐太宗，帝王要主动接受限制的概念，就逐渐自觉和明朗了。汉文帝取消诽谤罪，是有明确的理论指导的，目的是使臣下们敢于尽情讲话，使皇帝能听到自己的过失，是“吸引人们谏劝君王而使国家的政治通达”。这里的一个前提就是，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和永远正确的，皇帝也有过失需要匡正，有不足需要听取谏劝，这一前提便明显地冲淡了皇帝应该拥有无限权力的神话，或者说对这一理论提出了事实上的挑战。《张释之为廷尉》的故事，则说明汉文帝在皇帝的无限权力和皇帝也必须按法办事两者之间，经过思考后选择了后者，这又说明，即使在封建社会中，法的制订和完善，对某些皇帝（不是全部皇帝）也是同样有制约作用的。

    至于唐太宗，更是把自己作为皇帝必须接受制约的原则，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明确下来，并且希望自己后代的成为皇帝的子孙们，同样遵守这一制约规范。《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元年》记载了唐太宗的一段话，为了让一般读者一目了然，我们把它大体上译为白话：

    皇上（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来设中书省、门下省这两个部门，是为了相互检察，中书省所拟诏书或有差错失误之处，门下省就应当对诏书进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这样相互论难往来，只要能达到使诏书准确无误的要求，即使舍己从人，又有何不可呢？现在常有或是护己之短，相互结怨；或是为了避免结怨，明知所拟诏书不对，也不肯明确地提出来驳正，顺一人之情面，为百姓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隋炀帝之世，内外百官，务求顺从，当是之时，顺从者都自以为聪明，以为这一来便可祸不及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国两亡，即使其间有万一幸免的臣子，也为时论所贬，终古不能磨灭不好的名声。卿等当徇公忘私，不可雷同也。”

    这段谈话表现了，唐太宗从理论上认识到，臣下不可以一味顺从皇帝，不可以对皇帝所下的诏书唯唯诺诺，而应该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诏书出现失误，以便避免出现有害于国、有害于百姓的情况。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进一步对大臣们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机要部门，朕所下的诏书，如有不便施行的，两省都应该向朕提出来。这一阵子只看到大家顺从诏书，没有人提出反对和不同的意见。如果中书省、门下省只是起执行诏书的作用，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些事，何必要特别选有才能之士进中书省和门下省呢？”这次谈话，进一步十分明确提出来，中书省和门下省不但应当互相监督、推敲公文，而且共同负有推敲、驳正皇帝所下诏书的责任。这就是说，唐太宗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中书、门下这二省应当共同制约皇帝的权力。《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等人对唐太宗建立的这一封建制约制度十分欣赏，接下去发了这样一段议论：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们应该各人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在意见之后署名，叫做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审阅之（以上是中书省范围的官员，唐制，中书令是宰相之一）；给事中、黄门侍郎（门下省范围的官员）驳正之。唐太宗重新申明旧制，自此以后，所下的诏书就较少重大的失误了①。①《治通鉴·唐纪九·太宗贞现三年》。

    这些材料，因为不大有故事性，所以我们未在帝王故事中收录。但这些材料对于我们理解本书中所收录的一切故事，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此加以引录并展开一些讨论。唐代官制，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对决策进行审议的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唐太宗的这两次谈话，不但要求各省之间，相互监督，并且还进一步要求他们共同监督皇帝所下的诏书是否准确。应该说，在这里，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实际上应该受到客观规律限制的观点，已经具体转化为一种制约皇帝的明确制度。我们正是要从这一高度来看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尊重司法部门的按法办案，以至前述他对史书应重点收入尖锐的谏书等类看法。应该说，唐太宗的接受尖锐的谏诤，有时在感情上也是受不了的，很痛苦的，本书中所收的《矿石和冶匠》一则故事，就说到他在长孙皇后面前，扬言要杀掉谏臣魏征的事情，可见魏征的尖锐意见，使他烦恼到何种程度，但是，为了要治理好国家，他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坚持听取谏劝。这是因为他对皇帝虽拥有无限权力但在实际上却又必须接受各方面的制约的这个矛盾，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之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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