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确实，古典史籍中的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纪传体著作，有它自己的撰写的规则，一般都是纪、传、志（书）分开写，这样，作为史来读，分类明确，眉目清楚。它们本来不是写给一般人读的，而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给政治家们作学习历史经验之用的，这样的写法，可以比较完整体现它所写的那个朝代的总貌。今人撰写的，或是作为教科书用的通史、断代史，或是作为研究成果的专著，也有其固定的读者对象，例如通史就是为了让人们比较迅速地掌握整个古代历史的概况之用，它就必然要像压缩饼干一样，在比较少的篇幅里追求较大的历史容量，因而自不可能细致地叙述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只能从大处落墨，而撇开那些比较具体地表现历史智慧的事例。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专著更是特定专家的研究成果，它对我们的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有帮助，但它的内容往往更为概括和专门，一般读者对这类书籍是不会发生兴趣的。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怕上历史、地理课，现在读读古典史籍原著，觉得很为历史这门学科打抱不平，历史本来是极其生动活泼的东西，在教科书中，它却交得那么枯燥，真不知应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我有时候毫无根据地乱想，也许，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要把几千年的历史，压成只有若干课时的教科书，不提供压缩饼干又怎么办呢？像美国那样，只有两百年历史，如是同样的课时，他们只好把历史拉长了慢慢讲，那就可以多讲点故事了吧！自然，这都是自己脑子里的凭空想像，我根本就不知道，美国中学的本国历史教科书是什么样子！

    畅想继续下去，于是就想到：能不能把历史的原貌生动活泼地提供给读者，而又不像纪传体史籍那样篇幅浩瀚呢？于是我进而思考古代以至现代的各类历史著作的体例和作用。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是一种简化的史书。他自己就说过，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没有空读篇幅太大的史书，所以他要搞一本提纲挈领式的历史著作。不过，他的目的不在引起皇帝读书的兴趣，而是以有益于皇帝了解治乱之道为标准来收取史事，所以叙事力求简要；同时，又因为他用的是编年体，毛病就像《左传》一样，叙述大事不免有些断断续续的。还有一种“纪事本末”的体裁，这种体裁，有个明显的长处，叙述事件有头有尾，人们看起来清楚明白。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到各个朝代的纪事本末，这类书过去时代中也出得不少，作者们水平有高低，选材、评价上自然也有高下之分，这是不消详说的。我想，这种纪事本末的体裁，如果是用今人所习惯的白话文来写，可能会使一般读者更感到兴趣。

    这就使我想到民国年间蔡东藩先生编的一套关于各个历史朝代的通俗演义本。这套通俗演义，解放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所重印，一直是久印不衰的长销书。我只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来看蔡先生所做的工作，固然可以指摘出不少毛病来，例如因为写得较早而观点不免陈旧，书中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不正确，就是一例；又如，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上，过于求全而不免兼收並蓄，常把历史与传说、正史与杂书中的记载，混统在一起加以叙说；再如文字上也显得有些半文半白。但是应该承认，蔡先生为史书的通俗化开了一条新路，并且长久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其功不可没。有些文学书籍的分类上，把蔡先生的历史通俗著作归入鸳鸯蝴蝶派，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一般总认为，鸳鸯蝴蝶派不免是一种消闲性的游戏文章，蔡先生的历史通俗演义倒确是严肃的东西，所以这种分类总还有某种可以商榷之处。这类文学分类上的笔墨官司是永远打不完的，我们就可以说到为止，不再管这笔闲账了。

    这样想着，想着，终于就想到了，我们今天能做点什么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的历史普及工作呢?

    我的社会关系，由于职业的原因，大致都是些做学问的朋友和编辑圈子里的同行们，有时，我和一些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常会提起这个题目，这些朋友们，和我差不多，都是读过一些古典史籍的，多聊几次天，相互补充，也就越来越觉得这项工作确是很有点意义的了。不过，就像那个流传甚广的老鼠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一样，谈起来都觉得，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大家又都认为，实践起来却是太难了。难在哪里？其一是，写的人要对古典史籍原著烂熟于心，仅靠读一两遍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的这些做学问的或是编辑界的朋友们，既不是专搞历史研究的，又从哪里能说到烂熟于心呢？其二，还有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普及读物算不上学术著作，各方面对它都比较看轻，包括在职称升级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放下手头的学术研究去写普及读物，有似于牛刀杀鸡，得不偿失。所以这个题目便常谈常丢，始终凑不拢一帮愿意实践一下的人马。后来还是吴添汗兄忽然心血来潮地建议说，我们这些熟人、朋友当中，总有某人对某个朝代相对熟悉一些，写熟悉的那一段历史，也不至于真的太吃重，并且，他自告奋勇愿意动手吃螃蟹。他还出主意说，徐缉熙、曹利群这一对夫妇，因为研究《红楼梦》的关系，对清史相当熟，真的以老朋友的面情动员他们写清史故事，由于驾轻就熟，他们也未必不肯答应。以此类推，真的下决心干起来，找齐一帮子人还是不太难的。后来，我就照添汗兄的意思试了一下，真的也就把人逐渐凑起来了。这以后，就进入酝酿阶段，确定撰写原则，这些确定下来并且在写作实践中检验、修改过的原则，我都把它们写在书前的《编写体例》当中了。“体例”虽比较简要，但倒确实是经过多次讨论并在写作实践中多次调整，这才确定下来的。甚至有些经过反覆讨论确定下来的东西，由于太细致复杂了，都没有能写进《体例》。举个例子吧！没有故事的帝王们，当然不会收录了，但是，是不是有故事的帝王们个个都要收录呢？碰到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那些走马灯似的帝王们，怎么办？后来几经磋商，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就是，自秦汉建立起封建中央集权制开始，只收正史上列了“本纪”的帝王们，那些正史上只收入“列传”的小国之君或短命皇帝，或者虽然实际上掌了朝政实权但在正史上还只是把她们作为后妃记载的那些临朝称制的女主们，只要正史上没有把她们列入“本纪”，在这本“帝王故事”中就只能割爱。比如说，吕后和武则天，因为有的正吏中曾为她们写了“本纪”，因此本书中便可列入，慈禧太后在正史上无“本纪”，即不列入。这一收录原则显然过于僵硬，因为这三位女主的情况其实是相差无几的，但没有其他办法，总得有个框框，如果收入了慈禧太后，那么，历史上还有那么许多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又将怎么办呢？另外，这个框框也还有某些变通的做法，比如陈胜（陈涉），史书上没有他的“本纪”，但是为了提供秦末群雄逐鹿和楚汉相争的完整面貌，少了他又不行，于是陈胜的列入本书就成为一个例外。另外，在秦以前的先秦阶段，具体讲起来就是春秋战国阶段，又和秦、汉以后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时代条件不同，如不是广收各国诸侯的故事，这段历史就会成为空白，所以收录标准又不同于秦、汉以后。这些话，要在《体例》当中详细讲，就会把《体例》弄得太长而繁琐，所以这里顺便作一交代。只此一例，也可见确定撰写标准的麻烦程度。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自大家动手写这本帝王故事以来，至今已两年时间了，这当然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本，至于这一完整计划最终是否能够实现，还要取决于各种条件，无法作详尽的预约，大约实际上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现在，我顺便说说参加这次编写工作后的若干体会。此书既是帝王故事，当然就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的。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就必然要思考过去历史中的若干规律性问题。不过，对于我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帝王们的读书问题。

    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帝王们是处在整个社会顶端，而且掌握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一切都是由帝王们说了算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正是说明了皇帝权力的无处不在和无远弗届。但是，从实际历史过程来看，事实上却又并非如此，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皇帝的决定，是否符合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律的问题。符合了，或大致符合了，这些决定便对推动历史前进有利，对巩固政权有利，对百姓有利，某个皇帝也会作为好皇帝而载入史册；不符合，就会在现实生活中碰钉子、遭麻烦，倘若一个皇帝的若干重大决策和决定是违反客观社会规律的，他便会碰得头破血流，其甚者还会成为亡国之君，或是自杀、被杀，或是投降、被俘，运气好的老实投降后还能落得一官半职混日子，运气不好的就会成为人下之人，青衣行酒。总之，皇帝在表面上的无限权力和在实际上的必须依据客观规律办事，便成为一切皇帝身上的突出矛盾，本书中所写到的皇帝的故事，大体上都和这个矛盾有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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