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4）

    无独有偶，唐太宗所坚持的这一封建制约制度，在宋太宗那里进一步被重申，并且更加明确和确定了，这就是本书中的《追回诏书和封驳制度》这则故事所写的内容。宋太宗把门下省的封驳机构独立出来，成立“通进、银台、封驳司”，这是进一步把封驳定为机构的名字，突出封驳。这显然是从制度上对唐太宗的封建制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手上，谏劝皇帝的谏议之臣和监督大臣的御史台这一部门，都已建立和完善起来，合称“台谏”。唐、宋两个朝代享年都比较长久，应该说，这两个皇帝在制度上对后代皇帝的少犯错误是有特殊贡献的。而宋代在宋神宗和宋徽宗这两个皇帝手上，封建制约制度遭到了比较彻底的破坏，又可为北宋的灭亡找到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这两个皇帝有高下之分，虎犬之分，但是，在他们的统治下，都出现了“台谏为之一空”的可悲局面。台，是御史台，御史是纠察大臣的；谏，是谏官，谏官是批评皇帝的。到了皇帝和宰相等大臣都缺乏监督力量时，谁还再敢对诏书提出驳正!祖宗成法有好有坏，以为破坏一切成法就是革命，这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偏见而已。

    一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官制度，是参考、学习了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并且加以改进的产物。我们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中的制约机构和台谏以至采集民歌等重视朝廷内外舆论等制度方面，确实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萌芽，这两者的继承关系迄今尚无研究的专著，我想，这类研究当会是有趣和有益的。

    这就要说到皇帝的好坏和读书的关系了。汉文帝受了能通“诸予百家之书”的儒生贾谊的影响，他的去除诽谤罪很明显的和贾谊所上《治安策》有因果关系。汉初的皇帝们，读书往往不是自己读，而是让通晓典籍的儒生或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为自己讲课，这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本人文化偏低有关系。刘邦就曾由儒生陆贾为自己讲《诗》、《书》和治乱之道，并且也由陆贾留下了“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这样一句明显地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的名言。汉文帝显然多次让贾谊为自己讲过课，包括讲鬼神之事，李商隐那两句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讽刺汉文帝的。不过，这两句诗显然作为历史评价是有片面性的，汉文帝对贾谊，是既问苍生、又问鬼神的，况且问鬼神之事还要看答覆如何，也不能一概否定，看汉文帝临死前所下的薄葬诏书，是具有相当的唯物主义水平的，这也未必不是受了贾生的影响。另外，晁错奉命去向伏生学了《尚书》后，也要向汉文帝报告学习情况，这种报告当也类似于讲课的。至于唐太宗的组织大臣们修撰前朝史书，以及自己认真读史，这是一切有关唐代史籍都有记载的；而宋太宗的认真读史，亦见于本书中的《《太平御览》书名的由来》一则故事中。清代康熙皇帝的爱好读书对他的处理政事上的眼界开阔有明显的好处；甚至五代的后唐明宗，他自己虽因是文盲而不能读书，但却能重用有学问的臣子，并且让有学问的臣子为自己讲授书本知识，也成了一个有名的关心百姓的皇帝，事见本书中的《关心百姓的文盲皇帝》-文。当然，后唐明宗不能和前述博览史书的皇帝们比成就，但这个例子，也就更证明了，读书确能增加皇帝们的修养，开阔皇帝们的眼界，提高皇帝们处理政事的水平，从而有益国家、有益生民，读书的这一作用是由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们过去曾有过对“读书做官论”的大批判。大批判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这个问题早已是公认的了。任何观点，一经列入大批判的选题，被批判者就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而众多的、水平高下不齐的批判者们，因为是打死老虎，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乱说一通，而不需担心对手的任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者们是什么低水平的奇谈怪论都可以出口成章的。倘说，即使在封建社会中，那些比较开明的皇帝们所下的诏书，还希望能有臣下驳正以臻完善的话，那么，这种打着批判者的旗号封死对方以至任何可能的反驳者的嘴巴，以求舆论一律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过于可笑的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害处，则是使任何能够居于批判者地位的人们，不断发展其错误和片面性，直至走向极端而无从纠正，最终则是害了批判者自己。现在我们并不想讨论大批判的是非，其害处是早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我们在这里，只想就历史而言，对读书做官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如前所述，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读书，对于一个皇帝的成为明君，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大臣或任何做官的人之需要读书，就是不问可知的了。读书，特别是读史，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中为官者的基本训练。诸子百家中，大约除了道家中的少部分人以外，其余一切人的读书，大致都是为了在政治上找出路；汉代自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了不读经就不能做官的风习，“六经皆史”，在当时而言，读经就是读史；而自从唐太宗重视自己和大臣们的读史，并且终于把对史书的熟悉和理解引进策试，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应该说是良好的政治气氛：不读史的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能进入封建官僚的行列。这一多年沿袭下来的社会风习，应该说，对封建文官制度的成熟，是起了催化作用的。因为只有以史为鉴，才能知道，怎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利的，怎样做又是有害的，历史上的好坏榜样、好坏事例，使后人有所承传、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所以，至少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里，读书做官，其实是一条规律，是一条不能违反的规律。本书中的《刘秀缓称帝号》一则故事里，写到更始帝进长安后，使用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完全没有文化的人们为官，结果政事一塌糊涂.很快就垮了台，并且留下了“败材伤锦”的著名成语，则是从反面证明了，违反了读书做官的规律，其垮台是立等可待的。资本主义下的文官制度，官僚们需经相当严格的训练，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另一方面，只有在读书者有较好出路的情况下，才能逐步提高全社会的水准而利于社会进步；倘若与此相反，读书愈多而出路愈差、收入愈低，缺乏文化的人反而出路很好、收入很高，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全社会的文化水准总体上趋向于不断降低，这种情况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十分可怕的。明、清之季，整个社会流行读书做官论，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口越来越增长，读书人的绝对数量越来越增多，而能够进入官场的人数却是有限的，于是，相当一部分进不了官场的读书人转入商业，成为儒商，这就是《聊斋志异》等类书籍中，一反传统观点而对商人持肯定态度的历史背景。这类儒商，用儒学的一整套思想从事商业，以至从事萌芽的工业，并且取得了成功，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儒学传统的特色，后来为流散到各国的华侨所继承，据某些海外学者的分析，华侨的成功实与儒学传统有密切关系。那么，明、清之际由于读书做官的思想影响，不但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的提高有利，并且还惠及后代、流泽海外，这些事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并且也应该联想到，如果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发生了不重视读书的倾向，其对后代所产生的负作用，也将可能是十分深远的。至于从每个读书者的个人修养而言，古来读书人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做官、寻找出路，而是有一个高得多的利民利国利天下的崇高理想，孔子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不义而宫且贵，于我如浮云。”即使是宋代读书人，不也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我们还是说回皇帝。皇帝居于万人之上，这一地位，是一登帝位就已铁定了的，而且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里，一切人都自愿承认的事实。因此，要一个做皇帝的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万能的，而是一个应该主动接受各种限制和制约的人，大约的确是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渠道能使他这样做。而且，也并不是任何书都能使皇帝认识到这一点，而大致只有旧图书分类法中经、史两大类书，才能教育皇帝们在这方面头脑清醒。尤其是史书，记载各代帝王的善恶得失，记载帝王们不同行为的不同后果，事实俱在，一目了然。为什么唐太宗和宋太宗这两个主动要求臣下限制自己、主动建立制约自己的制度的皇帝，恰恰又都是嗜史成癖、读史入迷的皇帝，这当中的规律，这其间的因果关系，难道还不清楚明白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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