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14）

    再说允禟。雍正接位后，命允禟出驻西宁。这就把他调出京师，和允禩分处两地了。雍正二年四月，宗人府弹劾允禟擅自派人到河州买草、勘牧地等违法行为，提议剥夺允禟封爵，雍正宽免了。雍正三年，雍正借口允禟纵容家人在西宁生事，派都统楚宗前往约束。楚宗到西宁，允糖不出来迎接。雍正传旨责问，允禟回说：“皇上责备我的都对，我还有什么说的？我快要出家做和尚去了。”楚宗把这些话报告雍正，雍正又亲手写诏书痛责。这一年的七月，山西巡抚伊都立又弹劾允糖纵容他的护卫殴打生员，请求治罪。雍正又听说陕西人称呼允禟为“九王”（允禟排行第九），雍正又手诏痛斥允禟“无耻”。有这样一些事累积起来，雍正师出有名，就剥夺了允禟的封爵，就地幽禁，又把允禟左右办事的毛太、佟保等人撤回京师。

    雍正四年正月，京城的九门捕役截获毛太、佟保等人寄给允禟的私信。信上写的字类似洋文。雍正把这信派人拿给允禟的儿子弘暘看，问这是什么意思，弘暘说这是允禟自己造的字。这下雍正抓住了把柄，他下谕道：“从来造作隐话，防人觉察，只有敌国才这么做的。允禟在西宁，并没有禁止他书信往来，何至于要别造字体，暗藏密递？”又说：“允禟给弘暘的信用朱笔，弘暘的信中又把他父亲的话称作‘旨’，都是僭妄非礼。允裾寄给允褫的信说‘事机已失’，这句话尤其骇人。”诸王大臣提议治允禟的罪，雍正下令革去其黄带子，削去宗籍，捕送京城，由楚宗和雍正侍卫胡什礼押送。接着，又把允禟改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与“阿其那”一样，都是满语。有人说是猪和狗的意思，又有人说是“讨入厌”的意思，笔者也无从查考，反正不是好话就是了。

    这年六月，诸王大臣又定下允禟二十八条罪状。胡什礼把允禟押送到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暂时看管。李绂对胡什礼说：“可以便宜行事”，意思是可以秘密处死。胡什礼把这句话报告雍正，雍正派快马传谕制止这样傲，李绂却说他没说过这句话。可是到了八月，李绂就上奏说允禟因“腹疾”（拉肚子）死于幽所。允禩是上吐，允禟是下泻，都因此暴卒。天下那有这么凑巧的事？后人疑心是雍正密令下的毒，虽然查无实据，恐怕也事出有因吧！可叹的是楚宗、胡什礼、李绂都没有好结果。楚宗、胡什礼是因为在押解途中给允禟用上了刑具，胡什礼又“妄述”李绂的话，雍正都下令把他们抓起来治罪。后来李绂也得罪，雍正还责备他不把允禟的死状明明白白的告之于众，以至引起种种流宫。这么一来，雍正自己就推得千干净净了。

    再说那康熙的十四子允禵，本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康熙驾崩时，他还在西北任抚远大将军。雍正接位后，立即把他召还京师，解除了他的兵权，派他去守皇陵，其实就是把他闲置和软禁起来。他的结局较之允禩、允禟稍好一些，没有死于非命，而足和他的儿子白起一道被禁锢。雍正道是“允禵止于糊涂狂妄，其奸诈阴险与允禩、允禟相去甚远。”也可能毕竟是同母兄弟，所以格外开恩吧。至于康熙的十子允褫，在雍正元年就被拘禁，就不再赘述了。

    （取材自《清史稿·本纪·世宗》、《清史稿·允禩》、

    《清史稿·允禟》、《清史稿·贝子品级允禵》）

    37.冤杀查嗣庭

    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为江西正考官，出了一个考题：“维民所止”。这四个字并非查嗣庭的创造，而是孔圣人说的话。查嗣廷做梦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考题竟然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原来有个言官参奏这个考题中“维止”二字，乃“雍正”去其首，言下之意是要杀雍正的头了。这样荒谬的参奏，雍正居然相信了。原因恐怕是那时关于雍正夺位、弑父、逼母、屠弟等种种流言，传遍天下，搞得雍正神经过敏，草木皆兵了。他派人查抄查嗣庭的寓所，查得日记二本，他居然又从中发现许多“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例如对康熙的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遭厄运，以钦赐进士为滥举等等。又说日记中记载热河水灾淹死官员八百余人，雨中飞蝗蔽天等等“荒唐之言”。以此反证查嗣庭出那个考题并非出于无心，而是别有用心。这样的推理，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其实日记本来就不是给人看的，雍正所引的那些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罪过，有的固然是议论时政，有的则纯属记述传闻而已。

    雍正下令逮捕查嗣庭，交三法司严审。查嗣庭未等执刑，就死于狱中。雍正还是不放过他，仍命戮其尸，斩其子，家属均流放。

    查嗣庭之死，其真正的祸根，在于雍正认为他是隆科多一党，因为隆科多曾经向雍正推荐过他。雍正说他早就看出他语言虚诈，心术不端，有狼顾之相。但又说因为江西是大省，用他为正考官，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隆科多的四十一条大罪中，就有一条是“保奏大逆查嗣庭”。查嗣庭因隆科多而得罪，又成了隆科多的罪状，如此因果循环，在历史上倒也是少见的。

    查嗣庭是浙江人，这使雍正想起了年羹尧案件中的另一个浙江人汪景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记室，写了一本叫《西征随笔》的书。顾名思义，自然是称颂年羹尧的了。年羹尧被治罪，汪景祺跟着倒霉。他被雍正判为大逆不道，立即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均革职，流放宁古塔。五服以内的族人都革职，且受管束不许离境。

    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浙江人，雍正由此又断定浙江的读书人都不是好东西。于是作了两条决定：“一是设立浙江观风俗使，以“化导”为名监督读书人；一是停止浙江的乡试会试。两个读书人牵连全省的读书人，也算是奇闻了。

    查嗣庭和汪景祺都以文字致祸。他们的案于是清代文字狱中的著名例子。

    （取材自《清史稿·本纪·世宗》、《东华录》）

    38.雍正与《大义觉迷录》

    由于有汪景祺、查嗣庭等案件的发生，雍正对读书人的动向特别注意，吩咐一班心腹大臣随时查访。一天，四川总督岳钟琪有密折到京，奏湖南人曾静、张熙结党谋反。雍正十分震惊，立即派了两员大臣到湖南严行查办。

    这件案子事出有因。浙江有个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作为明朝遗民，他一生坚持反清复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当地官吏闻他博学，屡次保荐，都被他坚决拒绝。他的著述中，充满反清的激烈的言辞，曾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著名诗句，以表其眷怀故国之心。当时，文网严密，吕氏遗书不，刊行，吕留良的徒弟严洪逵以及严洪逵的徒弟沈在宽等抄录成书，保存起来。

    湖南永兴有个曾静先生，应试到州城，看到吕留良所评时文内有论夷夏之别及井田封建的言论，深为赞赏。便派遣自己的得意门生张熙（字敬卿，衡州人）到吕留良的家里，访求遗书。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把其父遗作都拿出来给他看。曾静为之击节叹赏。从此，曾静与严洪逵、沈在宽往来投契，常赋诗相赠答。雍正初年，曾静听说雍正内诛骨肉，外戮大臣，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认为有机可乘；又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系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两次想进京见雍正帝，俱不允行，为此昼夜不安。曾便想前去游说岳钟珙，劝他造反。曾静与张熙密议，张熙自告奋勇，愿意代师效劳。于是，曾静写好书信，交与张熙。书信中列举雍正的九条罪恶：一日谋害其父，说雍正以强迫得位，非康熙的真意；二母，即指佟太后殉死；三日弑兄，意即其兄允礽之死是雍正阴谋杀掉的；四日屠弟，指允禩、允禟之死；五日贪财；六日好杀；七日耽酒；八日好色；九日诛忠用奸。张熙见了岳钟琪，取出书信，以岳系大宋忠武王（即岳飞）的后裔、岳氏与金乃世仇等言辞，劝说岳钟琪同谋举事。岳钟琪大怒，喝令左右将张熙拿下。立即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共同讯问张熙，追究其指使之人。然而，不管如何严刑拷打，张熙始终不招一词。岳钟琪无奈，心想：我越用刑，他越倔强，此人不是用刑法可以逼供的。想来想去，想到一条计策。他将张熙请到密室，几天之后，再去密室探望张熙，并告诉张熙：早想发难，只怕势孤力单，无人相助，不易成功，所以隐忍宋发。现在决心与张熙共谋举事，并迎聘他的师友。岳钟琪还对天立誓，以取信于张熙。张熙这个书呆子终于信以为真，说出了曾静的姓名。岳钟琪当即飞奏，并通知湖南巡抚王国栋，拿问曾静。雍正立即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王国栋审讯。曾静供认不讳，自称生长山野，素无师友，因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论时文，因此倾信。又供出严洪逵、沈在宽以及往来投契等情节。杭奕禄等据供上奏，雍正帝命将曾静及张熙提解到京；并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洪逵、沈在宽家所藏书籍、日记等，把吕留良家属及案内所有有关人员一并押解到京，由内阁九卿，共同审议定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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