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7）

    13.牵衣制怒

    宋太宗读史书后，心胸变得开阔起来，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宋太宗对赵普说：“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严凝，谁还敢犯颜言事？如果做帝王的人不能虚心降情，接纳臣下的意见，乃是自蔽聪明。或者以个人喜怒处理刑赏，岂能得天下之心？”端拱元年三月，又对户部使李维清说：“朕读《汉书·贾谊传》，到夜深还无倦意。贾谊在汉文帝时，天下治平，他在指论时事时，把情况说得很严重，一直用到值得‘长叹’、‘痛哭’之类的话，目的是为了感动入主，不怕触犯皇帝，这才真正是关心国家安危的忠臣。如今朕的朝臣中，不知还有能像贾谊那样极言忠谏的臣子吗？”李维清说：“陛下若能做到对言事中理的臣子加以奖励、提拔；对即使不懂得忌讳、说话不当的臣子也能给予优容，不要办罪，类似贾谊的忠谏之臣就会复出于今日了。”

    宋太宗确实也在不断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对直谏的臣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宋太宗曾经下诏把杭州释迦佛舍利塔迁到京师，在京师开宝寺西北角，造十一级浮图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造了八年，到端拱二年才完工。宋太宗非常满意。知制诰田锡认为花费百姓血汗建造这种无用的宝塔，实在不值得，于是上疏极谏，谏书中有“众以为金碧辉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之语。宋太宗知道田锡好直言，看了也不生气，召田锡对他说：“卿说的话，朕实在受不了。”田锡对答说：“陛下只要坚持耐着性子听直言，日往月来，最后就能养成爱听直言的性格。”宋太宗听后，十分高兴。

    淳化五年春上元节，京师百姓庆祝节日，十分热闹，宋太宗在御楼赐大臣宴，宴会中，对宰相吕蒙正说：“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当时只以为再也没有太平日子了。朕亲自关注百姓政事，总算万事大致有个头绪，每想到上天赐福，致此繁盛景象，就知道治乱还是在人努力。”宋太宗讲话的口气，不免相当得意。吕蒙正避席对宋太宗说：“京师是皇上居住的地方，士庶都趋集于此，所以有如此繁盛景象。臣曾经看到都城以外不过几里路的地方，饥寒而死的人就相当多，所以不能因为京师繁盛而推及其他地方。愿陛下视近及远，造福苍生。”吕蒙正说完话，坦然回到自己座位。他这些煞风景的话一说，宋太宗的脸色全变了。不过宋太宗虽然当时听了不舒服，事后却更加尊重吕蒙正了。

    还有一次，寇准在殿中向宋太宗奏事，话说得不合宋太宗口味，宋太宗发怒而起，准备退朝，寇准拉着宋太宗的衣服，要他继续坐下，把事情处理完了再退朝。宋太宗事后高兴地说：“朕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由于宋太宗听取臣下直谏的修养，在读史后大有进益，他掌权的时间又比较久长，这样，就在宋代朝廷中形成了一种好风气，后代的皇帝们大致都能学他的样，能耐心听臣下的直谏，能尊重士人出身的大臣。宋代的这一风气，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中，是比较突出的。

    （取材自《宋史·本纪·太宗》、《宋史·吕蒙正》、《宋史·寇准》、《续资治通鉴·宋纪十一·太平兴国七年》、《续资治通鉴·宋纪十三·太宗雍熙四年》、《续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十五·太宗端拱元年、二年》）

    14.追回诏书和封驳制度

    宋太宗淳化二年四月，左司谏王禹偁上书说：“请自今以后，宰相接待百官，都应于朝罢以后在政事堂接见，枢密使须同时在座，不可在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宋太宗看了这份上书以后，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下诏御史台宣布今后就照这份上书的意见办理。宋代枢密使权力甚大，与宰相主管的中书省合称两府，宰相侧重于管行政事务，枢密使侧重于管理军机。这份诏书要求宰相和枢密使都不能在本厅接待宾客，实际上等于割断了这两方面的最高官员同百官之间的联系。

    左正言谢泌不同意这份诏书，立即上书说：“伏睹明诏，不许宰相、枢密使接见宾客，这是怀疑大臣有私心。天下至广，事务至繁，陛下之聪明有赖于辅佐的大臣，如果大臣不接见百官，如何能广泛了解外事？古人说：‘疑则勿用，用则勿疑。’如果在国运衰弱、强臣擅权的情况下，当然应该担心臣下欺瞒皇上。如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何必怀疑执政大臣，效法衰世来对他们加以防备呢？如果陛下认为用非其人，就应当斥而去之；既然觉得用人用对了，让他负责政事，又何必要出此诏书呢？如果公堂请谒被堵住了，大臣难道就没有私室吗？如果把相府请求之门堵住了，难道就没有其他请托的渠道吗？这不合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尽四体以报陛下的原则！王禹偁不识大体，随便上书以蔽陛下之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宋太宗看了谢泌的上书以后，觉得谢泌说得有道理，立即下诏，追还前面不许两府单独接见百官的诏书，并且交代，将谢泌所上之书交史馆存档。

    唐代官吏制度中有门下省，与中书省、尚书省并称三省，是朝廷的最高官僚机构。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因为门下省管审议，所以门下省拥有封驳诏书的权力，这是唐太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创造。所谓封驳诏书，就是说，皇帝所下的谓书，门下省可以提出不同意见退还给皇帝，让皇帝与中书省再议。封建社会中，皇权高于一切，唐太宗能够让门下省成为制约皇帝权力的机构，实属不易。门下省的官职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诏书的官员。但是，由于封建皇帝们并不是那末喜欢封驳的，所以唐太宗以后，门下省封驳诏书的制度，执行情况很不一致，有时好一些，大多数情况下虽有若无。宋初官吏制度大体上接近唐代，也有门下省，省内也有给事中的官职，但大都不敢封驳诏书。宋太宗太平兴屋初年，谏官田锡上书时即指出：“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功，岂圣朝美事乎？”可见给事中封驳诏书的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宋太宗虽然听得进意见，对田锡所上措词尖锐的谏书能够支持，并且还奖励给田锡钱五十万。但毕竟当时读书不广，还没有认识到给事中封驳诏书的重要性。及至读了《太平御览》之后，又碰到淳化二年这次“不许两府在本厅接见百官”诏书的具体失误，这才觉得封驳诏书制度的重要。于是在淳化四年，将枢密院中的全面掌管内外奏复文字呈奉皇帝的通进、银台司独立出来，把掌管封驳的给事中并入通进、银台司，合称通进、银台、封驳司，调名臣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泳二入主持该司，所有皇帝下的诏书，一律由向、张二人详酌妥否，才能施行。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并、代都部署（总管并、代二州军事的大将）张永德，因为一小校犯法，鞭打过重致死。宋太宗下诏，查问其罪。张泳于是履行自己的封驳职务，封还诏书，对宋太宗说：“张永德总管对付辽国的边境军事重任，如果因一小校之死，推辱大将，容易造成下属轻慢主帅的后果。”宋太宗当时正是继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针，对武将管得比较紧，所以没有接受张泳的意见，坚持下诏按责张永德。不久，就发生了普通营兵威胁军校要上告的事，张泳将此事报告宋太宗，又一次重申宋太宗按问张永德的诏书不当，宋太宗于是承认前次诏书不当，劳谢张泳。

    有宋一代，臣下对皇帝的不当之处以及所下的诏书常能提出匡正意见，这也是宋太宗创立的好风气。

    （取材自《宋史·本纪·太宗》、《宋史·谢泌》、《宋史·田锡》、《宋史·张泳》）

    15.“朕不及唐太宗”

    宋太宗读唐代史书后，有一次对左右近臣说：“大凡帝王举动，贵在自然。朕读唐史，见唐太宗所行所为，乃是一个好虚名的皇帝！每做一件事情，都预先大张声势，然后再做，因为这样便可载入史册，这就不自然了。做一个好的史臣也很难，要真正做到纪实，去掉自己个人的爱憎，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后来，宋太宗又一次问左右近臣：“朕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都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陛下高于唐太宗多矣！只有参知政事李昉不附和，轻轻地朗诵白居易《新乐府》中歌颂唐太宗的《七德舞》一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这是历来认为是唐太宗做的盛德之事。前一句说，唐太宗将皇宫中三千名宫女全放出宫，让她们与家人团聚，自行婚配。后一句说，唐太宗曾经把数百死囚暂时释放回去和家人团聚，约定若干天以后回狱，到期没有一个死囚不回来，唐太宗于是全部免了他们的死罪。李昉读毕诗，宋太宗马上说：“朕不及唐太宗，朕不及唐太宗！卿的话对朕有警醒作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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