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25）

    宋昌驰至渭桥，丞相以下都出来迎接。宋昌回报代王刘恒后，刘恒乃放心驰至渭桥，大臣们都拜谒称臣，跪献天子符玺。代王刘恒再三推辞，大臣们和汉室宗亲一致主张刘恒当皇帝，于是刘恒说：“宗室、将、相、王、列侯都认为寡人最适宜，寡人不敢推辞。”这才接受了即天子位的要求。

    这时，吕太后原先定下的小皇帝还在宫里。于是，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说：“诛吕氏我没有功，我愿意‘除宫’。”“除宫”就是从未央宫赶出小皇帝，出清皇宫之意。于是刘兴居和太仆夏侯婴入官，对少帝说：“足下不是刘氏后代，不应该当皇帝。”把少帝移居少府。皇宫出清了，于是请代王刘恒入未央宫听政，是为汉文帝（前180—前157）。当天夜里，少帝被杀于少府官邸，还有吕太后认为是汉惠帝儿子的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全部被杀于各人府邸中。

    汉文帝决定琅邪王刘泽不再回琅邪，把琅邪地区交还给齐王。同时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燕王原为诸吕中的吕通，已被杀，国中无王，正好封给刘泽。只此一事，已经可以看出，汉文帝处理国家事务是十分谨慎的：既没有得罪齐王刘襄，又妥善安排了原琅邪王刘泽。

    （取材自《史记·吕太后本纪》、《史记·孝文本纪》、《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史记·樊郦绛灌传。）

    55．取消诽谤罪

    汉文帝元年十二月，就向有关的司法部门提出：“法，是治理国家的正道，是禁止暴民而引领善人的。现在一个人犯法后本人已经定罪，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并没有罪，全部要受到连累一起判罪、坐牢，朕很不赞成这种做法。请大家讨论一下。”有关的司法部门都说：”百姓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才有法律来禁止他们做坏事。同族的人相互连坐，这是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压力，不敢轻易犯法，过去从来如此。还是像过去那样好。”汉文帝又说：“朕听说法正则民诚厚，判罪得当则民心服。况且治理和引导百姓的是官吏，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又用不正之法来判罪，这就是为官者反而用暴政害民了，这怎么能禁止犯罪呢？朕看不出好处来。请你们反复商量一下。”于是，有关的司法部门都说：“陛下加大恩惠于民，德高，不是臣等所能及的。愿照诏书指示的办，除去犯罪者冢属坐牢和判罪的令。”

    汉文帝二年三月，又下诏书说：“古时候的治天下，朝廷设有进善之旌（传说帝尧在五通道口设立旌旗，引导百姓提出好的建议，叫做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传说帝尧在皇宫门外桥梁旁边树一根柱子，上面有一块横板，给百姓书刻帝王政治上的过失，叫做诽谤之木，如今前的华表，即由诽谤之木转化、美化而成的），这样可以吸引人们谏劝君王而使国家的政治通达。如今法律上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会使臣子们不敢尽情说话，而皇帝也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了。这又怎么能将远方的贤良人士都吸引到朝廷上来呢？应该去除诽谤妖言之法！百姓或有相约共同祝诅皇帝而后又互相揭发出来，官吏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其余不满时政的话，官吏往往认为是诽谤。这样把小百姓因为无知而做的事情判死罪，朕甚为不赞成。自今以后，凡犯这类罪行的，不要去过问，也不要判罪。”

    这里要说明一下，汉承秦制，秦法是相当苛严的。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由萧何将秦法简化，这是个大进步，也受到百姓的欢迎。但是由于汉法毕竟是从苛严的秦法简化而来的，所以其中还不免保留了若干严刑酷法。例如前述连坐和诽谤妖言罪均是。在汉文帝手上，对法实行向宽的方向改造，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客观因素，自汉初实行以黄老术治天下后，百姓休养生息，经济形势不断转好，犯罪率降低。不仅是汉文帝，即使在吕太后手上，也曾经一度取消过诽谤妖言罪，《汉书·高后纪》说：“元年春，诏曰：‘前日孝惠皇帝（汉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可见吕太后一旦临朝称制，就除了三族连坐之罪和妖言令。而且诏书中说明，是汉惠帝想除而未能实现的。可见，在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犯罪率降低的客观条件下，宽刑是一个大趋势，不同的帝王都有走向宽刑的总趋向。不过，吕后对成夫人和赵王如意等人实行了无罪杀灭和酷刑，就把这次宽刑的措施冲淡了。所以，看来这次宽刑措施或是没有能真正实行，或是在大臣诛灭诸吕以后，吕太后的一切诏书都不算数了，所以汉文帝要重下除三族罪、除诽谤妖言罪的诏书。

    另一方面，是汉文帝的个人因素。吕太后文化素养太低，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纪念汉惠帝而实行这次宽刑措施，所以在其背后，缺乏理论指导。汉文帝则不一样，他有理论，他是把除诽谤妖言罪和皇帝能不能听到批评谏劝意见联系在一起思考的。所以，他的宽刑方针实行起来要比较坚决些。

    （取材自《史记·孝文本纪》、《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刑法志》）

    56．重视人才

    汉文帝当皇帝后不久，听说河南郡郡守吴公的政绩天下第一，所以就把吴公召到朝廷，任为廷尉（九卿之一，相当于今之司法部长）。吴公又向汉文帝推荐了河南洛阳的贾谊，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汉文帝召贾谊，任为博士；一年当中，又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年薪相当于千石，掌论议，是皇帝的参谋班子成员。贾谊曾给汉文帝上过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问题和对策。比如，诸侯王国太强大，应该将这些国家逐步分小，以免其实力过强而和中央政权对抗；又比如，应该教育太子从小受到各种监督，以便使他习惯-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其中就谈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等等历史上提倡谏诤的措施。从这里，也可看出，汉文帝所下的宽刑诏书是受到了贾谊的思想影响的。贾谊还给汉文帝上了《论积贮疏》，提出以农为本的方针。汉文帝于二年正月下诏提出，“农，天下之本”，又开发了天子亲耕的宗庙籍田，自己带领百官耕种。也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贾谊的影响。

    不过，当时的一些大臣，如周勃、灌婴等人，都不喜欢贾谊，对汉文帝说：“贾谊不过是个洛阳地区的年少初学，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把朝廷秩序都弄乱了。”汉文帝是靠大臣们的拥立上台的，自然也不可能得罪大臣们。所以也不能重用贾谊。

    另外一个晁错，原为奉常（掌管宗庙礼仪的九卿之一，后来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常）属官，因为奉常派他去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学成后到汉文帝处汇报，受到赏识。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属官。晁错曾经给汉文帝上过一封《论贵粟疏》，提出，汉初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方针，但在实际生活中务农的人不受到尊重，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务农者的社会地位，使重农方针得以彻底贯彻。他具体提出了一个“民以粟为赏罚”的方案，主张百姓上交一定数量的粟可以授爵，犯罪者入粟可以免罪。实行以后，果然国家粮食储存大为丰宫。晁错又根据“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家理论，建议免去了一般农民的租税，汉文帝也接受并实行了。汉初的几十年经济宫足，和贾谊、晁错的重农建议与具体措施关系极大。

    另外，晁错还多次上疏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汉文帝心里很欣赏晁错的主张，但他本来就是由藩王入为皇帝的，深知此事好办，所以没有实行。

    总之，搜罗人才和广泛听取意见，使汉文帝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出现了极佳的局面。

    （取材自《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汉书·食货志》）

    57．张释之为廷尉

    吴公以后，汉文帝拜张释之为廷尉。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驾御车之马，随行卫队将此人捕获，送廷尉审处。张释之审问，这个人说：“我是长安县人，听到清道的呼喝声，赶快躲到桥下。躲了很长时间，以为皇帝已经走过去了，所以从桥下出来，看到皇上的车骑，赶快就逃开。”于是，张释之奏报汉文帝：“该人冒犯了皇上出行清道之法，量刑为罚金。”汉文帝发火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好吾马柔和，倘使换了一匹性子暴一点的马，岂不要败伤我吗？而廷尉只量刑为罚金，岂不太轻了？”张释之说：“法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应该遵守的。如今法令上规定了，犯清道之罪应罚金，如果加重处罚，是使得已定之法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陛下立即杀掉这个人，也就杀了；既然交给廷尉，廷尉是要为天下的公平执法作出榜样的，廷尉判罪要是有所倾斜，天下用法都会或轻或重，百姓就会弄得手足无所措，深望陛下明察!”汉文帝沉默、思考了很久，然后说：“廷尉的量刑是对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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