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近代洋务运动的巨擘（3）

    1865年，正在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收到丁日昌一封信，得知上海虹口有一个洋人办的铁厂不仅能造枪炮，而且能制造轮船。如今洋人愿意出售，要价十万两。早想发展造船业的李鸿章十分动心，无奈囊中羞涩。恰在此时，有个被革职的海关道翻译愿拿出四万两银子促成此事，算为自己赎罪。李鸿章遂即让丁日昌再从海关拨借二万两银子，并把上海丁日昌、韩殿甲的洋炮局合并起来组成江南制造总局。

    总局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创意，所谓“总”就是说不单单造船，还包罗各种机器。当然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各种机器指的也都是军械方面的机器而已。开展民用工业是后话。这并不代表李鸿章不懂得民用工业的重要性。他早就对西洋机器的各种功用看得相当透彻。他说：“洋机器可用于耕田、织布、印刷、制陶等，其妙就妙在能够借助水火的力量节省人力。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不外乎是一个机关牵引另一个机关，一个齿轮推进另一个齿轮，一个零件带动所有零件动起来罢了。它的样子很简单，一看就明白；它的原理也很容易理解。既然是这么简单，我们中国人哪有不会的道理。我预料过不了几十年，中国富裕的农民、有钱的商人都会仿造洋人制造机器，通过机器赚大钱、谋大利。”

    他的言下之意是机器十分简单，靠它来发展民用工业，中国的农民、商人只要有钱都能自己解决；而官府所要做的，则是发展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倾注了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的心血。从经费的筹措到机器的采购，从中外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机构的设置，曾、李都亲自过问，费尽心机。

    当时，中国造船业不仅缺乏技术人才，而且与造船业配套的其他工矿业都跟不上。也就是说，江南制造总局不仅雇佣洋人做指导，而造船材料都从国外进口，等于把西方的造船厂搬到了中国。油费、关税、洋人的高薪，使在中国造一艘旧式船的钱比从外国直接购买一艘新式船的钱还要多。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信中说：“我们这里的招商局从英国购买了三艘轮船，艘艘装货多，用煤少，速度快，每艘七八万到十万不等。而上海等地轮船制造厂造的船，每艘船少说也得个十多万以上。我们从外国厂家定购的新式康邦机器一百五十马力的轮船，只要十几万两银子。上海制造的旧式机器五十马力的轮船，仅工本费和员工薪金核算起来就要三十万两银子。”

    这简直是说造船不如买船。大轮船制造不出，小轮船质量差，无法下海，成本又高。江南制造总局知难而退，几年之后停止了轮船的生产，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枪炮生产上。枪炮和弹药的生产成了江南制造总局最主要的业务。

    作为李鸿章亲自设立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它是中国最早大规模采用机器制造枪炮和轮船的官营企业。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驱者，它曾经肩负着重大的国防使命，对晚清作战和军事发展都不无裨益。它代表了中事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在这一次次的跌倒爬起中毕竟缓慢地前进了。

    发展电报非为发展商业，乃为加强国防

    电报作为近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咸丰初年开始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时人注意。

    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争结束后，俄、英、美等国为了利用电报这种全新的通讯工具，提高政令、军情传达的速度和效率，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不约而同提出在中国铺设电线的要求，一时成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点。

    清政府在对电报电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使出了惯用的斡旋伎俩——严正拒绝。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借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下著名的《局外旁观论》，极力鼓吹全国应普遍铺设电线。清政府疑惧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议对策。封疆大吏则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更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之“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因势利导的观点。他认为，洋人如此“积极热心”，硬行坚持不允其架线，其实无法阻挡。铜线花费并不大，与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举办。

    从这一认识出发，李鸿章曾亲手破坏外国人在中国铺设的电线。1865年，上海驻华领事巴夏礼向李鸿章提出铺设淞沪电线要求，遭到婉拒。英商决定先斩后奏，暗地在浦东自行铺设电线数十里。消息传来，李鸿章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乘夜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天亮后，英商看到昨日还林立路旁的电线杆一夜之间踪影全无，因属私设，无从告官，徒落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战前仅从洋人那里风闻日本将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书信与驻直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调兵事宜，用了一个月才初步确定作战计划，到调动士兵、起运轮船等准备妥当，已经整整过了三个月。军机迟误，注定了不利的战争结局。这给沈葆桢以极大刺激，使他从最初反对铺设电线，转而坚决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将电报比作万里长城，提出铺设福州—马尾—厦门—台南一线电线的建议。清廷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却未予以应有重视。当时风气不开，各级官吏并不了解电报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铺设电线发展电报，列强侵略会更加便利。有人甚至危言耸听，指斥铺设电线会断绝地脉、打扰祖宗清宁等。最终，沈葆桢东南架线的宏图未能实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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