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流血的仕途（5）

    美化古代政治借以谏诤世主，本来是读书人论政的常见方式。而此时的秦始皇已变得刚愎自用，如何容得下博士淳于越的直言切谏？时任丞相的李斯对秦始皇的真实意图洞若观火，出面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李斯进一步指出，淳于越所说的乃是夏商周三代之事，何足效法？如果李斯的话到此为止，还主要是以类似于“历史进化观”的思想来解释国家制度应该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应该为古代制度所束缚，这种思想本身体现的是历史的进步。其中尽管贬斥淳于越是“愚儒”不懂国家大计、从而剥夺了淳于越论政资格，难免有偏激、霸道之嫌，倒也无伤大雅。最糟糕的是，李斯针对淳于越批评朝政的个案，借题发挥、扩大事态，把读书人说成为专门喜欢与当政者作对的社会群体，应该予以镇压。他说，现在天下已经统一，法令出于一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这一分析，将读书人与朝廷对立起来，将“私学”与国家法令对立起来，将不同政见随意定性为恶意诽谤，从而赋予以暴力手段镇压的合法性。李斯的结论“自然”地推出如果容忍读书人的批评而不加以取缔禁止，就会形成君主的威势衰降于上、结党营私的力量形成于下的局面。因此，李斯奏请焚书：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焚书”的历史劫难就此形成。在“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的旗号之下，大批珍贵的上古文献化为灰烬；许多有自立意识的读书人受到残害。更为令人憎恶的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被摧毁；而以暴力手段镇压学术、迫害文人的“文字狱”，由此开其先河。政治与思想相结合，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心法秘诀。体制的黑暗和弊端由此而被提升。作为这场历史劫难的始作俑者，李斯与秦始皇同样无法推卸其罪责。

    李斯的学识文采无疑是冠绝一时的。他借以飞黄腾达的资本不正是载于典籍的古代文化结晶吗？然而，在他的提议之下，文化典籍被当做愚民政治的障碍而付之一炬！其间意味，未免让人讽刺。

    但李斯此刻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自己“位极人臣”的地位，李斯官居丞相尊位，一家人安享荣华。他的长子李由出任三川郡守(治所在洛阳)，其辖区是秦控制广大东方地区的第一军政要地。李由之受朝廷重视，于此可见一斑。李斯的儿子都迎娶公主为妻；女儿都嫁给皇室王子为妇。李氏一门显赫，当朝无人可与为比。三川郡守李由告假回都城省亲，李斯置酒于家中，京城百官借机大献殷勤，前来祝寿贺喜。车骑上千，齐集丞相府前，真可谓门庭若市，冠冕如云。李斯目睹这一盛况，不禁志得意满：位高权重，一门富贵，此生可谓没有虚度。然而，他又隐隐有一种不安。老师荀子“物禁大盛”的告诫，油然浮上他的心头。他感叹说：“我只不过是上蔡的布衣百姓，承蒙皇上垂爱，提升我为百官之长。当今群臣的权位无一人在我之上，可称得上是富贵之极了。盛极则衰，这是世间常情，我不知未来是何种结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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