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流血的仕途（4）

    当初，赵国杰出将领李牧在秦强赵弱已成定局、实力对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曾经于公元前233年、前232年两次击败来犯的秦军，成为赵国乃至于山东六国抗秦自卫的旗帜性人物。秦人无法在战场上击败李牧，就使用了重金收买和离间之计，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使之诬陷李牧有造反之心。赵王轻信谗言，于公元前229年收杀李牧，做出了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秦人则为此而弹冠相庆。齐国丞相后胜同样接受了秦人金玉重宝的贿赂，在强秦不断蚕食鲸吞的局势之下，拒绝出兵救援其他国家，并且以惧怕招致秦军进攻为名，不整军经武，甚至不做任何的边境防御准备。结果是，曾经与秦国并称双雄的齐国竟然坐视其他国家依次被秦人吞并，最后未经交战就向秦国投降了。秦人对六国施行离间之计，当然不是始于李斯的建策，但是，把收买、离间的策略有意识地运用于为统一大业服务，则与李斯的上述建议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来，称李斯是辅助秦王政完成统一的高级谋略家，当不为过。

    然而，在秦国统一前夕，李斯为了保住首席谋臣的地位，也做了一件令后人诟病的事情。与李斯同出荀子门下的韩非本来是韩国的贵族人物，好刑名法术之学，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孤愤》、《五蠹》流传入秦。秦王政阅读之后，竟然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3年，韩非西行入秦。秦王政虽然欣赏其学问，但对他的身世背景有所疑虑，未加信用。李斯则和另一位宠臣姚贾共同在秦王政面前谗害韩非：“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现在大王想要兼并诸侯各国。韩非从根本上来说是为韩国的利益服务的，不可能真心为秦国效力，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重用韩非，假如久留秦国然后让他归国，这是自遗祸患，不如寻找一个罪名将他诛灭。”

    秦王政听后深以为然，将韩非逮捕下狱。李斯为了防止别生枝节，派人给韩非送来毒药，迫使韩非自杀。韩非不愿意稀里糊涂地结束生命，希望能够面见秦王政。他自信一旦有面谈的机会就可以改变命运。李斯对这位同窗的能量不敢低估，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稍后，秦王政果然后悔了，使人到狱中赦免韩非。但是，韩非已在李斯的“关照”之下，服毒身亡了。人死不得复生，秦王政也无可奈何。李斯为何容不得韩非在秦国立足？后人相信，这是他出于忌妒和防范之心，忌妒韩非的政治学问超过自己，防范韩非取代其地位。这样的推测，确实有其依据。细看李斯陷害韩非的“理论依据”，竟然与当年秦国宗室大臣的“逐客”主张非常契合。他的《谏逐客书》几乎可以成为韩非的辩护词了！失意的李斯与得势的李斯在政治见解上可以如此自相矛盾！大概这就是政客的“此一时，彼一时”吧？

    焚书坑儒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这是秦朝政治走向极端残暴的标志性的一年。造成千古文化劫难的“焚书坑儒”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年份中。而李斯就是直接促成“焚书”之祸的始作俑者。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当面颂扬秦始皇的威德。颂词称：“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当然是龙颜大悦。可是，偏偏有位担任博士官的齐人淳于越出面反驳，他说：“殷、周两代的统治持续了千余年，是因为推行分封子弟、功臣立国的制度，以为屏蔽辅佐。而现在‘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万一出现类似田常取代姜齐、六卿控制晋国之类的权臣发动政变，朝廷没有封国作为支撑，用什么来挽救危局？”淳于越由此推出一个论断，“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认为国家行事不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能够长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在批评秦朝不实行分封制度，是违背历史传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淳于越还批评博士仆射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下令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政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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