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找生命中的“贵人”（14）

    1860年初，清廷基于“上下夹攻，南北合击”太平天国的战略决策，命令江南大营和湘军分别围困天京和“进攻安庆，分捣桐城”。太平军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采取了先救天京、后保安庆的方针。是年5月太平军领袖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随即挥师东指，挺进苏杭。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咸丰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使咸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咸丰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于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8月实授两江总督。此间，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抑郁寡欢，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

    正当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美梦破灭之际，太平军对上游的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会师武汉，以救安庆。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这时曾国藩除了遭自太平军的环攻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悍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联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事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冀)、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1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李鸿章虽然协助曾国藩渡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但却促进了祁门内讧。

    曾国藩早就指出：“徽畏外寇，祁忧内讧。”李鸿章对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向来持有异议。随着太平军环攻不已，祁门形势日益艰险，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高涨起来。李鸿章认为“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氏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曾国藩气愤地声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军事，断言祁门为“绝地”，不宜久留。当然，“胆怯”也确是他劝说曾氏“及早移军”的动因之一。

    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令其督军径赴苏常的咸丰看的一种姿态。因而“誓死守”，“诸将皆谏弗听”。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便愤然辞幕，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据说李鸿章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氏语重心长地劝道：“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李鸿章剖露心迹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李鸿章此时此地借故他往，使曾国藩极为恼怒，并得出了“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胡林翼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扰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三四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

    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7月13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曾国藩“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闲言碎语】

    在自然界中有种叫“爬山虎”的植物，其枝干纤弱柔软，但却可攀爬到与参天大树一样的高度。其生存智慧便是能够寻找到自己可以依附的靠山。李鸿章能顺利走上仕途，就是找到了曾国藩这棵大树，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不过，在选定靠山之前，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为靠山，这可是最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所谓的靠山都是能力或权势比较高的人，他宽厚的“臂膀”可以给幕僚以帮助和保护。当然，靠山并不能作为在官场生存的终南捷径，在“乘完凉”之后，自己还得加倍努力，这样才能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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