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找生命中的“贵人”（13）

    此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对清朝构成极大威胁。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正当地主阶级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一股新的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群众，屡建奇功。面对这种严酷现实，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臣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借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为此而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于是李鸿章被清廷大臣吕贤基推荐回安徽原籍办团练。

    安徽的阶级斗争同其他省区一样激烈。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讧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奈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忡忡。他先入周天爵幕府，随同周天爵参与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千余人，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

    当李鸿章率练勇在淮南转战之际，曾国藩正在湖南编练湘军(当时称为湘勇)。曾国藩奉旨督办团练之初，即以团练不足以“办贼”，而绿营兵又不可用，决心“改弦更张”，创建一支新的军队——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当时曾国藩准备将编练的湘军与江忠源原有之楚勇合成一军，计划于第二年夹江东下，同太平军作战。不久，得知江忠源升任皖抚，随即致书江忠源，向他推荐李鸿章：“李少荃(鸿章)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战之事，可携之同往。”与此同时，又致函李鸿章，将绿营兵之不可用，以及他在湖南编练湘军的做法和意图，告诉了李鸿章，要求他也能按照湘军精神，“束以戚氏之法，精练淮勇”，待“明年楚勇过境”，即与楚勇合为一军，“以为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联防之计”，并告之江忠源现开府皖省，“求贤孔殷”，请李鸿章助一臂之力。由于曾国藩的引荐，李鸿章回到庐州后，即应新任皖抚江忠源之请，在庐州西北30里的岗子集，召集从舒城溃退的练勇600余人，协守庐州。由于江忠源城内兵勇寡不敌众，不久庐州即被太平军攻陷。庐州失守，江忠源自杀，给李鸿章在精神上重重地击了一下。他意识到靠这些有勇无谋的将士，是没有出头之日的，于是李鸿章决意投靠曾国藩，同时蓄建淮军。

    1859年1月李鸿章终于由一个“失意政客”一跃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称誉弟子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他俩既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俩一拍即合。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师：“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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