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

    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战局要求维护统帅的绝对权威，因此，孙子提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论断，这完全是基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入了解而提出的。在战争的进程中，缺乏统一的指挥，军令混乱，协同不密，必然会为敌所乘，导致失败，因此主帅遭到掣肘也往往成为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

    皇帝掣肘，唐军作战屡失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国家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中，他开始腐化堕落，不愿过问政事，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手，一味纵情享乐，政治日趋黑暗。当时为抗击突厥、吐蕃、契丹的进犯，在边地设置了节度使，屯戍重兵。致使节度使和边地驻军不断增加，至天宝元年(742)，边地节度使已增加到十个，兵员增至四十九万，而中央和内地兵力只有八万多，只有边地兵力的六分之一。当时府兵制废止，募兵制实行。军队在边地久不更调，长期驻守，边兵逐渐演变成节度使的私人武装。节度使权力膨胀，一般管辖数州，不仅握有兵权，还拥有地方的民政、财政大权。

    唐朝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营州(今辽宁朝阳)少数民族，会六种民族语言，做过互市牙郎。二人从军后，以骁勇著称，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所赏识。安禄山狡猾钻营，很快升为平卢节度使。又以虚报战功、献媚贿赂皇帝近臣等手段，取得唐玄宗的宠信，至天宝十年(751)，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八万三千九百，占当时全国兵力五十七万的百分之三十二强。权力的不断扩大，助长了其的膨胀。

    安禄山多次入朝，发现内地兵力空虚，朝政日趋，自己又控制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军队，就萌生了举兵作乱、夺取唐室天下的野心，并着手进行叛乱的准备。他派遣亲信入京，刺探朝廷情报，蓄养战马数万匹，贮备大量兵仗器械和粮草；他网罗党羽结成一个以高尚、严庄等为心腹，以史思明、蔡希德、崔乾祐等将领为骨干的反唐集团；他豢养同罗、奚、契丹等族投降者中骁勇善战的八千余人，组成亲军。大批提升自己的亲信为将领，并以番将三十二人替换汉将。安禄山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初九，诈称奉朝廷密旨，率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在范阳起兵反唐。他以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以巩固后方基地。他自率所部蕃、汉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于当日夜晚出发，自蓟城南下，向洛阳、长安杀来。地方官吏闻叛军将至，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迎。叛军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唐玄宗非常惊恐，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赶赴洛阳募兵迎战。又仓促部署对安禄山的全面防御：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程千里为潞州长史；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步骑五万，进屯陕郡；令朔方、河西、陇右等军镇，除留少数军队驻守防地外，其余部队全部内调。十二月，安禄山率众从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接连攻陷开封、荥阳等重镇，唐军封常清所属部队与叛军一触即溃。安禄山部将高秀岩进攻内蒙古和林格尔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得知叛军进攻振武军时，便催军赴援，将来犯的高秀岩部击败。又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河东道的静边军。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来救，欲夺回静边军。郭子仪命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睿、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率部迎战，大破薛忠义军，坑杀叛军七千人，斩杀叛将周万顷。接着，郭子仪又在河曲大败高秀岩，进而围攻云中。又命别将公孙琼岩率骑兵两千，一举攻克军事要地马邑，打开了雁门关东口东陉关。东陉关地势险固，是太原北面的重要门户。河东唐军为保卫河东和太原，阻止叛军由此经蒲津进入关中，曾关闭东陉关以拒叛军。郭子仪收复静边军，围高秀岩于云中，又攻占马邑，从而解除了河东太原的军事威胁，打通了朔方军与河东唐军的联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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