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治巅峰（8）

    我的这个说法，乍一听，不大容易理解。这么说吧，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早就试行过了。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直到他去世前才正式在全国推行。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先生在遣词造句上很严谨，按照他的说法，开始施行一条鞭法，是“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张居正出生、科举、入仕，到隆庆年间入阁，隆庆六年中开始执政。显然，一条鞭法在他执政前，就已经开始施行了。

    实际上，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当时内阁里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就提出改革田赋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了。当时也有“议员”和地方官响应，并且在局部试行。此后，广东、浙江两省，一条鞭法普遍施行。后来，当国的徐阶——张居正的恩师，因为自身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施行一条鞭法，阻碍了推行的速度和广度。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徐阶下台后，到徐阶的家乡当“一把手”，就大刀阔斧清丈土地、施行一条鞭法。而当时高拱已经被徐阶排挤辞职回家，内阁里的当国者，都是徐阶的学生和追随者——李春芳、张居正、殷世儋，所以海瑞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执政后，地方施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性依然很高，不少地方都在搞。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恩师徐阶的影响，反正，在执政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地方自发搞的，他还不大高兴。总的看来，似乎张居正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一条鞭法在南方实行可以，在北方不适合搞。

    所以，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个年头，他提出了两个同意试行一条鞭法的前提：一是在南方试行；二是必须由得力干部主持。这是张居正在写给家乡湖广省的“一把手”的信里说的。他说：“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我）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他一上来先说，你说一条鞭法不错，但最近也有人说不好；第二，他认为在南方可以搞；第三，有点被动同意的意思，所以用了“因之可也”的话，就是说，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第四，他认为南方也未必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

    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六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皇皇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

    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挺高，吏部的杨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并且点了几个地方的名字。张居正接到这封信以后，给杨副部长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文件（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文件马上就要下了，要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不要再搞了（原文是“尊奉近旨罢之”）。

    或许是这个时候干部队伍里，对推行一条鞭法争论比较大吧，张居正又一次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说：“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事情，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倘若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感兴趣、热情高，那么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作出这样的指示。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他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至少，张居正是摇摆在两者之间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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