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烟火（2）

    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中这样写道：“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离婚）……后以小误会，两人（指徐、林）暂告不欢。”尽管徐志摩和张幼仪是包办婚姻，但彼时的张幼仪已怀有身孕，不管徐志摩言辞怎样冠冕堂皇，都说不过去。远在国内的梁启超闻知此事，大为惊诧，他写信给徐志摩，劝他打消离婚念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梁启超以朋友的身份，设身处地地从徐志摩的立场出发，为其考虑。但他的这番肺腑之言，终是未能打动心意已决的徐志摩，他给恩师梁启超回信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此，夫岂得至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的这句爱情宣言，讲得深切痛婉，亦讲得惊天动地。在他眼里，他和张幼仪的婚姻是封建包办，两人缺乏共同语言，根本没有感情，与其这样苟且过活，还不如来个彻底痛快的了断。他要以“革命的精神”打破这种“封建包办”。孤立无援的张幼仪，只好给自己的哥哥——当时还德国留学的张君劢去了一封信，张君劢收到妹妹的信后，大为悲痛，他在回信中写道：“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次子德生（又名彼得），３月，由吴经熊、金岳霖作证，两人正式离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离婚案。徐志摩以为，从此他便可以追寻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但他想要的“幸福”，一生都在缥缈虚无中，终无结果。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在万分悲痛中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回顾了她和徐志摩从前的种种交往，她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爱是一条漫长的旅途。一路上有繁花烂漫，亦有冷风凄雨。康桥的夜色虽然唯美浪漫，但终归缥缈难寻；尘世的爱虽然卑微，但却持久温暖。当年，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不顾徐志摩地位低微，而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二哥张君劢，又亲自将他引荐给当时的教育名家梁启超。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在1926年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还盛装参与。后来张禹九移居美国，他临终之前还跟家人说，追悼会上不要放哀乐，只需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他的孙女张邦梅，在写太姑母张幼仪的自传体书稿《小脚与西服》之前，张禹九还一再嘱托，要张邦梅对徐志摩笔下留情，不要把徐写的太坏。

    当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消息传到海宁徐家之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便停止了对他的经济供应，并同其断绝了父子关系。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至死也没有原谅这个“不肖”的儿子。而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一直侍奉着徐志摩的父亲，直至终老。对于徐志摩的幼苗，她一直供读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与徐志摩同校）。后来她还暗中相助，将《徐志摩全集》在台湾出版。

    晚年的张幼仪说：“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是最爱他。”她直到死都是爱着她的丈夫、她的志摩。对他的风流韵事，她终生缄口不提。她的单纯的理想主义的志摩说过：“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而她却什么都没有说，只用了一生来践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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