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和三俗的斗争（1）

    嘉庆三年，即1798年，戊午年，徽班进京后八年。

    八年间，全国戏剧演出市场持续火爆。由于蛋糕足够大，原有戏班演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应大众娱乐的需求，一些低成本的戏班也加入到欣欣向荣的市场中来。

    但是，后进的戏班毕竟财力、实力有限，无法承担大成本、大制作的巨额支出。想在竞争中分一块蛋糕，只好另辟蹊径。制作成本被压缩到极限，只得廉价接纳一批野路子的艺人搭班。

    这些戏班以演出京腔、秦腔、弋阳腔、 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类的乱弹为主。对应宫廷昆腔弋调，谑称为 “花部”，又称“乱弹”，带有低俗、杂乱的贬意。上演剧目也确实良莠不齐，最突出的特点是成本小，常捞一票就跑。

    市场是神奇的，但绝不是无法捉摸的。后世有几百万的小成本电影，没见怎么宣传就爆红，完全没有先兆；而一些大投资、大导演、大规模炒作的大片，观众时常骂着街离场，跟谁说理去呢。

    市场肯定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无法捉摸的只是这些规律。

    这些不按牌理出牌的通俗戏班，被官方统统归类为“花部乱弹”。本有贬损、压制的意图。但是，他们却意外地迎合了市场规律。这种意外其实也不意外，通俗的表演填补了梅兰芳（左一）在拍摄《牡丹亭》底层观众对通俗文艺的欣赏需求，因此搞得风生水起。

    有爱吃萝卜的，就有爱吃白菜的。

    昆曲确实文词华美、格律严谨、制作精良。但是，就有不识字的老百姓不管你费银多少万两排的，人家只爱听“听说那老包要上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

    你在台上身段、手势、眼神浑身上下都是戏，都是童子功。他是来不了，但是他就是够热烈、够诚恳，一段唱下来像洗了桑拿一样。老百姓认可这个鼻洼鬓角见了汗的，够卖力气！

    正统的昆曲弋调戏班，训练有素，场面宏大，字斟句酌。无奈，成本高啊。在市场竞争中，落到了下风。高端市场，利润高：但是低端市场，基数大。所以昆曲弋调首先在低端市场失守了，高端市场呢，看样子也逐渐想换换口味。严峻形势下，“雅部”正统的阵营中，有脑子活的，被迫从俗。也有认死理的，支出大于收入，只好解散了事。

    到1798年这年，传统士大夫阶级推崇的所谓“雅部”昆腔，已经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出局的严酷命运。

    “雅部”完全失去竞争力后，原本的“花部”之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蛋糕争夺战。

    后世，房地产市场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在利益面前，价值观很容易被扭曲，执业精神常被忽略，这会成为普遍现象。

    为了进一步取悦部分观众的趣味，一些“三俗”剧目也开始在民间大行其道。“相公堂子”这类更加通俗的第三产业，应运而生。这使得原本正当竞争的演艺市场，开始劣币驱逐良币。在不正当竞争的背景下，市场进一步无序化。

    这种市场反应，已经踩到了当局的政治红线。统治阶级的初衷，是想把戏剧归类到主旋律，为巩固政权服务，这种无序局面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戏剧在他们的政治版图规划中，应该归类为美好的、健康的，他们无法容忍“庸俗”、“低俗”、“媚俗”。

    这时，代表当局最高意志的乾隆老佛爷已经当了三年太上皇，此刻八十八岁，耳又聋，眼又花。嘉庆皇帝眼看实习期满跃跃欲试，就从这件事开始了亲政实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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