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7）

    秀美来见，带他去看斯太太。斯太太此时已从乡下回到杭州，经过这几年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斯家子女已星散四处，目前只和秀美以及老四斯君三人租了个小院落生活。胡兰成此番不敢在斯家居留，他在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落脚。斯太太留他吃饭，他吹嘘往北京的打算，斯太太也不同往常那样高兴。他与秀美两人去游西湖，秀美也是满腹心事。他还去浙江大学看望了夏承焘，夏留他吃了顿饭，两人间却是无甚话可说，胡兰成信口开河批评新政策，夏承焘只是听却不接口，他知道话不投机，甚是无趣。胡兰成在杭州前后只待了五天。

    胡兰成回到上海，仍然不敢回家，他投宿在熊剑东家。熊剑东已死，家中唯熊太太唐逸君在。

    熊剑东是汪伪政府税警总团第二团团长兼副总团长，在李士群死后，外敌去除，内斗又生，熊剑东与税警总团长罗君强为争权夺利，两人之间又发生矛盾。罗君强因手下人胡闹，受到日本人责难，被迫交出了税警团改任安徽省长。但罗不甘心将税警全部交给熊剑东，结果仍由周佛海出面自兼总团长，熊仍任副总团长，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熊剑东原是军统，与重庆也始终保持着联系，但临近抗战胜利他却慌张不安，他担心的不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是他杀死过军统人员，劫夺过军统物资，他怕戴笠要和他算账。于是，他听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与新四军关系密切的李明扬的劝告，准备拉队伍去苏北投靠新四军。熊妻唐逸净同意他投，其他军统人员也劝诱，答应为熊保驾不会有事，结果熊未走成，还跟着周佛海担任了所谓“上海行动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日本宣告投降后维持上海治安，为重庆方面接收上海出了大力。果然，周佛海最后没逃过重庆的抓捕和审判，熊剑东却是逃过了。熊掌握的税警团武装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交警第七总队，任熊为总队长，不久熊的部队即被派往苏北进攻解放区。熊部在开往瓜洲途中遭解放军伏击，部队被一举歼灭，熊剑东在战场上被当场击毙。[13]

    熊家已是门庭寥落，个别来往的亲友在新社会也是如惊弓之鸟，交谈之间只是叹气和牢骚。胡兰成不死心，去了一次张爱玲家，却是人去楼空，出来应门的已是外人，问起张小姐去向茫无所知。凡此种种，都令他不敢再贸然去北京，所谓“临河不济”，他若是真到了北京，怕是再也走不脱了。可不去北京，他还能到哪里去呢？也是凑巧，就在熊太太家里，他又遇到了武汉旧交邹平凡。

    邹平凡算是“背叛”过他的，邹表面上与他计划“共举大业”，事实上却始终在与重庆勾搭，在重庆接收前自己先下手“劫收”，狠狠地给自己捞了一票。邹平凡以后到郭忏手下做了一任闲官，从武汉出来就住到了上海。邹无兵无权，国民党逃亡台湾不会带他走，他有“前科”也不敢跟去，就此逗留在上海观望。新社会的种种举措令他不安，国民党没有追究他在汪伪时期的旧账，却不一定会放过他，邹已感到了危险，想逃离大陆。于是，这两位过去同床异梦的旧交，又纠合在一起合谋逃生之计。

    两人现在是有合有分，合的是两人都想逃离大陆，胡兰成不敢往北京，自然也不敢留大陆，也想逃离出国。不同的是胡兰成手头无钱，连作路费的钱也没有，而邹平凡钱却不成问题，仅仅在武汉那次“劫收”，就积下了大量钱财。邹平凡想出去却没有门路，这一点其实两人也相同，胡兰成无门路，但胡兰成为利用邹平凡的钱，谎说自己可以和陶希圣联系，陶在台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去台湾即使不行，陶希圣定能帮他们去日本发展。这一次算是胡兰成失信于邹了，邹平凡相信了胡兰成的话，于是两人再一次合作，算是由胡兰成引路邹平凡出钱，计划先一同往香港，联系台湾后再往日本。

    行前，胡兰成让青芸带着儿女到熊家见面。大儿子阿启已经去北京上大学，宁生也到了入学年龄，底下两个小的小芸和宝宝，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青芸带着他们来与胡兰成见了最后一面。

    注释

    [1]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文学家、佛学家，罕黄梅人。早年与周作人联系，以后被视为周作人弟子，京派代表作家。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参加“浅草社”，192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9年毕业留校任中国文学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出刊26期。抗战期间回家乡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主任，并先后担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等职。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文学作品晦涩难懂，奉周作人、俞平伯为知音，对佛学有研究，专研唯识论。作品集另有《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谈新诗》等。

    [2]梁漱溟（1893-1988）中国思想家，原籍广西桂林。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潜心佛学，1917年被聘伪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1922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1924年辞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自办教育，后在山东邹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主编《村治月刊》。30年代初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主张以“乡村建设”取代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抗战时期参加民主党团同盟，1946年曾随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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